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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汶石:唱响渭北村舍新风梦

——《陕西文学研究》课教学习得七
文学院 冯肖华

  现实生活的人文关怀,在秦地作家笔下,其视角不尽相同。柳青侧重于新事物诞生的艰难过程,杜鹏程则在关注新事物诞生后的严峻矛盾斗争,而王汶石却以喜剧的方式,展示新事物的新面貌、新人物的新精神和新情态。在中国当代文学约占百分之七十的农村题材创作中,秦地的柳青、王汶石追踪时代精神,倡扬社会主流意识,既有题材意义上的先导作用,又有主流意识上的高扬昭示性,这是陕西当代文学主流意识的重要特征。

  一、意愿:以幽默笔法讽弃旧意识

  具有渭河两岸乡土意识的王汶石,15岁时就是“儿童救亡会”会员,红军东渡黄河时遇到了贺龙将军参加入了不对,成为红军队伍中的“红小鬼”。1942年到延安上的第一课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懂得了我们的文艺是革命的文艺,是革命工作的一部分。随后从延安到西北前线,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朝鲜战场。革命胜利后作为作家一头扎进陕西渭北民间村舍,一位外籍人从此与渭河两岸结缘,其乡土意识日渐浓厚。他以“微笑着看生活”的审美观,创作了《风雪之夜》、《严重时刻》、《大木匠》等名篇佳作,给秦地文学平添了几多黄土的芬香。他的新农村新气象的执着创作,勾画了共和国新农村新风尚的历史图画和历史史线。

  幽默,体现着王汶石的善美文学观。说他幽默者,在于他文学创作的审美价值观。我“要把笔墨献给新生活,献给新人物”,“要把英雄人物描写得像现实中的现实人物那样丰满,就要想法子点染描绘出我们这个时代的风景画、风俗画,描写各种各样生活场景、生活情趣,描写人的多方面生活活动和生活兴趣。”[1]这段话是构成王汶石作为新时代幽默者的基本注脚。理论上的价值体认,奠定了作家涉足生活情趣与生活兴趣视野的自觉意识。于是也就有了王汶石笔下大木匠的迷恋新农具革新的幽默行为(《大木匠》);有了王云河老汉卖菜经营行为上的唯利巧取而失算的可笑与可叹(《卖菜者》);有了张腊月、吴淑兰姐妹成为劳动竞赛对手的快乐(《新结识的伙伴》);有了“肩膀还嫩”的年轻生产大队长陈大年积极进取而又不乏失误的曲折(《沙滩上》);有了赵承绪与大姐娃夫妻纠纷的幽默性冲突(《春节前后》);有了亚米与铁蛋老八侄叔间既隔阂又富有幽默性格的转化等等。王汶石作品的幽默所产生的价值导向,展示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农民新与旧、传统与革新、进步与落后、大气与小气的行为转化过程;展示出生产劳动与人际关系,家庭矛盾与邻里纠纷,伦理道德与婚姻感情,物质利益与精神文明方面的种种生活世相,从而赞美了积极向上的社会风尚,善意地针砭了保守落后、自私愚昧的旧习气,帮助人们摆脱传统观念,在幽默的笑声中认识自身的可笑和无知,以尽快适应新时代。这个愿望无疑是良好的。

  杜鹏程给王汶石的一封信中这样说:“你相当敏锐,仿佛心灵的弦一触动就共鸣,不费劲地人物就画出来,而且是活生生的。”“善于捕捉喜剧性情节,具有农民诙谐气质的《卖菜者》,乡土风味,风俗习惯常常唤起我的回忆。”[2]这就是说,善于捕捉喜剧性情节,微笑着看生活,构成了王汶石人文关怀的形态特征和美学观。他的作品以《风雪之夜》为代表,几乎都是以歌颂新生活、表现新人物为基本主题的。他总是带着微笑观察生活,反映生活。即使在批判农民的缺点时也仍然是善意地笑着,在笑声中达到批判的目的。因此,其作品富有生活情趣,带有喜剧色彩,形成了清新、幽默、朴素、明快的创作风格。

  微笑着看生活和善美形态的人文关怀,并不等于对生活的廉价歌颂和粉饰,而是体现着王汶石描写生活理念和视角的独特。他不采取撕开生活之悲之痛让人看的方法,却摄取新事物成长的萌芽予以深情关怀,成为他创作的新视域。“自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我们的文学面貌发生吧划时代的根本的变化。工农劳动者的形象,在文学作品中才得到日益深刻和真实的描写;劳动者的精神领域,才成为革命文学新开拓的富饶的疆土,劳动思想感情的光芒日益灿烂地照亮了当代文学。”“这正是我们的任务。既然文学的任务是帮助人们摆脱旧意识,培养共产主义的新思想,那就让我们的文学更加细致更加深刻地来展示劳动者精神世界的全部宝藏和无限的美吧!”[3]这种理解,便是王汶石笑看生活的理论基础,于是在他的作品中,深深地蕴含着两个基本创作点:一是以轻松幽默的笔法写出了中国农民坚决跟共产党走的骨气和忠诚,以及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二是写出了农民特点有的对自己原有生产方式的留恋心理。

  《风雪之夜》共包括11篇作品,描写的是农业合作化后农村的新人新事,以渭南城郊几个农业合作社为对象,勾画了从建社整社、转化高级社的全过程。王汶石不像柳青那样描写合作社如何诞生,而是通过合作社给农村带来的新变化、新因素,来讴歌新的人物、新的生活,从而真实地反映了农村特定的时代风貌和生活节奏。《大木匠》可谓典型地体现了新人新风尚,反映了农民对革新生产技术的渴望和要求。大木匠是个业余的新式农具爱好者和创造者,他像许多先进农民一样,诚实、勤劳、热爱集体,对新技术“迷”和“钻”的执著体现了他“大木匠式”的个性特征。当新女婿要来家,老伴让他上集买东西,大木匠答应后却不知不觉地沉迷于革新农具的思考中而忘了主事。两手空空返回后仍未意识到这趟赶集的目的是什么,进而一如既往地又钻进他的木工房。这个人物正如评论家胡采所讲“是真正的大木匠式的”、“空空而回,已经够叫人哭笑不得了,但他还是像没事人似的,按照他的老规程办事”。“连对新女婿的态度,也是完全大木匠式的”。“看了大木匠的全部处事为人,你也许禁不住笑出声来,但你不能不对他怀有深深的敬意,被他富有魅力的独特性格所感动”。[4]同样,在《新结识的伙伴中》,作者塑造了两个既是竟赛对手又是好姐妹的张腊月和吴淑兰两个人物形象。这是一对极普通的农村妇女,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热潮使她们成为时代的英雄、创业者和劳动模范。作者赋予了她们男性的性格、气概和胆识,“走州过县”,极大限度地施展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张腊月泼辣、大胆、粗矿、虎虎有声;吴淑兰温顺、聪明、娴淑。新社会使她们彻底解放,成为情同手足、互相帮助、你追我赶、各不相让的劳动对手。不同的性格碰撞出的瑰丽火花,构成了时代新女性的色彩和风貌,使作品产生了深刻的现实主义意义,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中国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强烈愿望。坚强信心和巨大勇气。“英雄的形态各式各样……重要的是要充分描绘和展现那堪称英雄的人们的精神风貌、思想情操。”[5]作者的这一认识是十分深刻的。

  由于农民长期处在个体生产的习惯势力之中,即使走上了新的集体化道路后,其残存的封建意识仍根深蒂固,时有发作,形成了生活中的诸多新矛盾。王汶石同样以微笑的方式,做着微笑式的善意批评,帮助他们在笑声中看到自己的可笑,从而弃旧补新。作者的这类作品别样的深刻,其人文关怀也更是别样的深沉。比如《卖菜》中的王云河老汉投机取巧的经营作风,反映出旧的传统思想、意识和习惯的存在;《成绳》、《老人》中的新旧对比;《春节前后》、《井下》中的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社会主义与私有观念的冲突;《严重的时刻》、《新任队长彦三》中的各种矛盾斗争的勾画,反映了作者通过这些具有严肃的思想内容而又充满生活气息的矛盾冲突,真实地再现了农民群众不断摆脱私有观念和狭隘心理的过程,以及社会主义在农村各个领域逐步取得胜利的时代趋势。可以说,两类人物,两种领域,王汶石。都寄寓了无限的人文关怀。将笔墨献给了时代的英雄人物,把全部的激情倾注在人物形象之中。因而笔下的形象不是概念的诠释,不是某个道德观念的化身,而是血肉丰满、个性灿然、情感饱满的典型。至此,王汶石微笑着看生活,既有激流,也有暗流,既有严肃的思想斗争,又有令人笑出声来的幽默、含蓄、明快。“他的小说是对于我们新时代新生活的赞歌,是对于我们祖国大地上不断涌现着和成长着的新人的赞歌” 。“真正的赞歌都是作者内在激情的表现。杜鹏程用赞歌的激情,写出了周大勇和王老虎,王汶石用赞歌的激情,写出了张腊月和吴淑兰。我们尽管可以说杜鹏程和王汶石的艺术风格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却具有很深的内在激情,他们却把自己真正热爱和感激之情交给了我们作品中的主人公们。”[6]这种内在的激情就是王汶石的人文思想在作品中的深刻体现。

  二、心愿:以喜剧格调颂扬新风梦

  王汶石致力于挖掘和展现人物美好的品质,笔下女性人物形象都是心灵美的代表。张腊月,是一个“从土改到现在”“已经闯惯了”的“闯将”,她待人直爽、热情、赤诚;吴淑兰,一个“好女人”、“好媳妇”,外表娴静寡言、温顺贤惠,嘴角永远挂着宁静的微笑。在这两个性格迥异的女性人物形象身上,都体现着美好人性的光辉。王汶石在谈到自己过去写小说的“指导思想”和今后写作的“主导思想”时说:“我们这时代的劳动者,是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的照耀下翻天覆地、创造新世界的巨人,他们的精神世界和感情的海洋,比起前人来,不知要深邃广大多少倍!他们的形象,应该在文学作品中得到十分充分的描写。”“这正是我们的任务。”[7]所以在开始写作时,王汶石表示有一点是明确的,“这就是,要把笔墨献给新生活献给新人物;要以现实生活为基础,以革命理想为指导,在本质伟大、貌似平凡的生活现象中,概括复制无产阶级新人物的形象,展示他们崭新的思想感情。”[8]这是王汶石多年来执守现实主义主流意识的准则,体现了展示共和国新时代社会本质的创作趋向。

  1979年9月,王汶石在一次全国高校教师文学理论座谈会上,讲他对创业英雄的理解时说:“我深深尊敬他们,描绘他们的形象,展现他们的心灵,讲述他们的生活和故事,更易于激起我的创作冲动,更易于使我想象活跃,左右逢源。”[9]王汶石的这一认识是基于体现社会主流意识的各种农村新人形象的塑造。由此他意识到“文学的任务是帮助人们摆脱旧意识,培育共产主义的新思想,深刻地展示出劳动者精神世界的全部宝藏和无限的美。”“描写新的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永远是我们无产阶级文学的中心和首要的任务。”[10]王在中国当代文学约占百分之七十的农村题材创作中,陕西的柳青、王汶石追踪时代精神,倡扬社会主流意识,既有题材意义上的先导作用,又有主流意识上的高扬昭示性,这是秦地文学主流意识的重要特征。

  作为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新事物的歌颂者,如果说,柳青侧重于创业艰难史迹的勾画,那么王汶石则在于歌颂创业途中的新人新风尚。杜鹏程曾说,他和王汶石的经历,使他们没有办法不以主要笔墨去描绘劳动人民中的英雄人物,他们这个主张是不能改变的。一代生活培养一代作家。建国后为数众多的一批作家,把他们的笔墨献给了革命现实生活中的新人,是合乎革命文学的历史进程的。这是中国无产阶级大众牺牲奋斗数十年,夺取到手的胜利,也是以鲁迅为旗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军殊死战斗数十年赢来的权利。基于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王汶石责无旁贷地着眼于体现社会主流意识的各种农村新人形象的塑造。从《风雪之夜》到《沙滩上》;从《土屋里的生活》到《在白烟升起的地方》;从《卖菜者》到《大木匠》;从《春夜》到《夏夜》;从《新结识的伙伴》到《新任队长彦三》。作者笔下严克勤、大木匠、张腊月、吴淑兰、江波、蛮蛮、米燕霞、彦三等一批体现时代风貌,代表社会主流意识的农村新人呈现于当代文坛,他们的形象应该在文学作品中得到十分充分的描写。

  评论家胡采对王汶石的创作曾作过三方面的评价,一是界定了王汶石小说所体现的时代特色。“我以为,汶石小说中的时代特色,主要在于他深刻地写出了: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大变革时期,农民生活的深刻变化,精神世界的变化,新的思想的矛盾斗争,以及在这种矛盾斗争中,新人的不断涌现和不断成长。”[11]这个概括是准确的,是王汶石准确把握生活的价值观在作品中的映现。二是确证了王汶石作为一个什么样的作家的基本定位。“汶石是这样一个作家:善于思考、善于发现新的东西,对新事物满怀情趣,不断地在艺术创造上作新的追求,一方面表现出在汶石的创作中,还存在一些不成熟的东西,但同时,也显示出他的刻苦钻研,他在创作方面的青春活力。”[12]这是一位共同经历风雨的同龄者的肺腑之言。三是界定了王汶石创作的社会价值。“我认为,汶石不但是一个善于讲故事,善于作精细描绘的小说家,而且是一位对我们的时代生活充满了内在激情的诗人。他的小说,是对于我们新时代新生活的赞歌,是对于我们祖国大地上不断涌现着和成长着的新人的赞歌。内在的激情和精细的艺术描写相结合,就产生了汶石作品中那种深刻的感人力量。”[13]所以说,王汶石的人生观,决定了他的文学观,规定着作品所富有的现实幽默的基调和轻松有趣的喜剧格调。这个文学创作的足迹是清晰的。

  参考文献:

  [1][3][5][7][8][10]王汶石:《风雪之夜·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82、383、882页。

  [2]杜鹏程:《<读风雪之夜——>给王汶石的一封信》,转引<风雪之夜>评论集》,东风文艺出版社1969年版,第882页。

  [4][6]胡采:《论王汶石短篇小说<风雪之夜>》,《延河》1959年第9期。

  [9]转引蒙万夫:《柳青传略》,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20页。

  [11][12][13]胡采:《论王汶石的短篇小说——序<风雪之夜>》,转引自《<风雪之夜>评论集》,东风文艺出版社1969年版,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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