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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 魂绕乡土的牵挂

——《陕西文学研究》课教学习得八
文学院 冯肖华

  在当代中国文坛及秦地作家中,贾平凹以其殷实足量的作品和超透支写作姿态,不仅赢得了自身应有的文学席位,与此同时也为二十世纪后中国文学新的生长点的繁荣、鲜活倍增了无限的厚重质彩。因此,基于世纪文学史识视域和史学格局的建构,就有必要思考贾平凹关注民生的大境界正气写作,及其应有的艺术观和文本的文化学图式。这是贾平凹先于他者,高于他者,引领乡土文学的珍品别裁。

  贾平凹之于当代中国文坛,既是一种偶然,也是一种必然。说偶然,他淹迹于芸芸众生里,身不及七尺,力仅能缚鸡,并无其特异之处;说必然,是身缘素有文化之乡的棣花古道之天地间,聚得灵气,识得笔墨,多了些日后谋生的别一手段。父亲乡村知识分子身份的濡染,大家族民间文化氛围的得天惠泽与偏顾,使这位源自乡间的知识分子在社会化过程中的角色转变,就有了几条与乡土草根结伴并蒂的立人之脉,有了笔下字里行间气运的长虹与洋溢,有了不探个究竟的文人之痴和乡人之憨。时至今日,我们不能不理性地承认贾平凹乡土文学成就的客观存在性,这种存在如同一尊界碑,横亘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坛,越过他不仅是困难的,更是任凭时间和人力无法冲刷的。

  贾平凹究竟何时起步于文学的?又何时步步为营,达到理想的彼岸的,其间又怎样漫漫跋涉,辛劳耕耘,艰难转型,苦苦历练,如同闻鸡而起,日落而归的农夫一般,恐怕35岁以下的人是难以破解其“悲惨世界”的遭际的。可以说,沧桑岁月造就了这位多难的作家,他反过来又给沧桑岁月以亮色。时代与作家,作家与时代就是这样相缠相绕,鲁迅是这样,柳青是这样,路遥是这样,贾平凹又岂能例外呢?

  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至今,贾平凹以其商州人大山般的古朴憨厚与执著,现代知识分子的勤奋与劲道,在宣泻着对社会人生体认的“肚里的东西”(贾语),其文字近千万,其著作近160余种版本,洋洋大观,极为壮阔,在同龄作家中位于领先。如果我们对这一“文学事实”不以捧杀和棒杀,予以理性的正视的话,如果我们以柳青六十年为一个人生单元的理论来结账的话,我们是不是、也应该给这位逝去了少年意气,消失了中年壮气,进入了知天命大关的多难而勤奋的耕耘半世的作家以收获的界定呢?因为事实永远是事实,是不以人的流年意志为转移的,倘若轻视或蔑视这一事实,就不是一个起码的唯物主义者。从这个意义讲,学界有识之士对贾平凹文学事实的学理认定,其实是在做着科学地认定20世纪中国文学存在事实的梳理认定,是史有公论的。

  评论家李星认为贾平凹是“巍然矗立的艺术山岳”,王一川教授将贾平凹列入20世纪“九个半大师级作家”之内,与鲁迅并列。[1]陈晓明教授说贾平凹是中国文学和乡土文学“最后的大师”。[2]《新浪网读书频道》“世纪文学60家”评选,贾平凹位于第六,紧随鲁迅、张爱玲、沈从文、老舍、茅盾,读者评分92,专家评分94,评选专家均为研究机构和高校的著名学者,如杨义、王富仁、赵园、洪子诚、孙郁、陈子善等。[3]《瞭望》杂志有一篇署名文章《伟大的中国作家藏在哪里?》,文章以“伟大”冠名的作家中贾平凹列第一。[4] 《秦腔》获全球华文优秀长篇小说首届“红楼梦奖”,而决审团成员均为海内外著名专家、教授,如哈佛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德威及聂华苓、钟玲、陈思和、郑树森、黄子平等。

  之所以列举上述来自个人的、团体的、媒体的、民间的、官方的、国内的、海外的专家、教授、学者和读者的贾平凹评说,同样因为它是一种批评存在,是来自“贾平凹乡土文学事实”的理性的贾平凹批评事实。那么,我们总不能幼稚地也认为出自大陆权威专家,海内外权威教授的“贾平凹批评事实”为非理性吧,倘若这样的话,那真是洪洞县里无才人了——一个荒唐又滑稽的预设,一种让世人贻笑大方的侏儒心态。因之,确认“当代中国贾平凹乡土文学事实”,就远不是一个个案或地域之事,而是当代中国文学格局构建的需要,是当代中国文学生态和谐的需要,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识视域的需要。郁达夫在鲁迅的悼文中曾这样说:“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和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5]当然,这里的伟大人物贾平凹似有距离,只是说在这种意味上我们应持一个怎样的态度呢?我以为应具有一种理性的文学气度、胸怀和境界,来学理性地认真总结这位、这批历经三十余年文学生涯作家们的创作得失,使他们在正值创作旺年时节能出大作品、出大作家,这对于我们民族和民族文学是大有裨益的。

  视贾平凹乡土文学创作为一种“现象”,是基于文学史识和史学框架的需要。文学之为“史”,就有一个“文学史时间”和“文学史空间”的问题,时间即文学的横向长度,空间即文学的纵向厚度,这两者都需要诸多作家作品之量去支撑、去填充、去盈实。正如陈思和先生在论述文学史学科结构时所言,作品、过程和精神是三位一体的。“如果没有第一层面的优秀作品,文学史将失去存在的基础;如果没有第二层面的文学史过程,文学史将建立不起来,而如果没有第三层面的文学史精神,文学史将失去它的活的灵魂。”[6]那么,贾平凹的文学创作正是在这样一种史识结构中,既充当了第一层面作品之“基础”,又充当了第二层面的史的“过程”(三十余年创作生涯),更充当了第三层面的史的“精神”,无论其文学史时间之长度,抑或文学史空间之厚度都达到了独具个案风采的“贾平凹乡土文学现象”。细化起来概要有二:一是创作数量与文学史精神的暗合。贾平凹之于“文学史时间”,是从1975年从事文学编辑始,至2006年止,之时间长度业已31个春秋11315天;之于“文学史空间”,是1977年经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兵娃》始,至2005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秦腔》、《高兴》止,其空间厚度(即作品量)已达160余种海内外版本,近千万字大关。这是一个宏伟的、殷实的填充和支撑文学史空间的创作板块,犹如鲁迅先生形容长篇小说是“巨大的、巍峨的、灿烂的纪念碑的文学”,[7]这些作品短篇精粹,中篇深邃,长篇丰盈,散文小品游记更是一家独采。贾氏这一足量的文学大观,不敢懈怠的超透支写作姿态,不满足于一篇一著的文学欲望,究竟说明了什么呢?体现了什么样的人文精神追求呢?贾平凹究竟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知识分子的社会化角色?这些是我们不得不深思和面对的问题。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我看来自古就有一种舍家请缨,气贯长虹的民族憨气,他们的追求是非物质化的,心存大义,不以苟活,情系民生千千结,忘我精神之境界。千百年来,无数古之智者先贤,今之仁人志士,以各自不同的叙写方式为普天下的民众而“哀民生之多艰”,使文学精神与现实生活胶着合拍,达到了应有的“感应的神经”和“攻守的手足”。从爱国诗人屈原,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司马迁;从“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杜甫,到“樵歌生民病,但伤民病痛”的白居易;从改良先驱康有为,到马克思主义学说传播者李大钊;从“救人”与“立人”的鲁迅,到为人生的叶圣陶……这一个个的非物质化追求的知识分子和用生命铸成的时代的文学,深刻地反映着知识分子应着时代的变迁而激起的内在精神需求,体现着可歌可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史、奋斗史和追求史,甚至血泪史,流贯着巨大的文学史精神之热脉。可以说,凡是人生的,必是文学的;凡是文学的,必是精神的。路遥的英年早逝,贾平凹的勤奋不怠,超透支写作姿态正是这种中国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延续和后发,他扮演了一位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狷气,和现代知识分子的锐气为一身的先进文化代表的社会化角色。他关注民生,常常感到一种焦虑意识的攻心,这在《浮躁》、《废都》、《白夜》等作品中表现极为分明;他关注社会的变革转型与发展,思考人的蜕变与生态环境的悖逆,焦虑传统文化的失落与现代意识何以整合,这在《怀念狼》、《秦腔》中更是呈现出痛心断肠的情怀。“可我需要狼!我需要狼——!”的一声声呼喊,是鲁迅先生当年呐喊的历史回声。这种洒满在贾平凹巨大灿烂的文字中的焦虑意识,细心的读者不会体悟不到的。“农村在解决了农民吃饭问题后,国家的注意力转移到城市,农村又怎么办呢?农民不仅仅是吃饱肚子,水里的葫芦压下去了一次就会永远沉在水底吗?”,[8]“我站在街巷边石磙碾之前,想,难道棣花街上我的亲人、熟人就这么很快地要消失吗?这条老街就要消失吗?土地从此也要消失吗?真的是在城市化,而农村能真正的消失吗?如果消失不了,那又该怎么办呢?”[9]眷恋、焦虑、劳心集于一身,真可谓“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一个动情的深邃的人道主义者贾平凹。这是什么呢,是深邃的人文精神,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精神的重要体现,是作者超透支写作姿态的内里注脚。面对纷繁且具诱惑力的大千世界,贾平凹觉得:“什么节日似乎与我都没多大的干系,作为一个作家,我就像农民,耕地播种长了庄稼,庄稼熟了就收获,收获了又耕地播种,长了庄稼又收获,年复一年,月复一月,日复一日。”[10] 这种心态,无独有偶,同样的认识亦在路遥。当他完成《平凡的世界》后百感交集,“曾失去和牺牲了多少应该拥有的生活”,“我在稿低上的劳动和父亲在土地上的劳动,本质上是一致的”。“由此,你写平凡的世界,你也就是这平凡的世界中的一员,而不高人一等。由此,像往常的任何一天一样,开始你今天的工作!”[11] 准此,贾平凹——路遥;路遥——贾平凹,两位20世纪中国文学史精神的承载者与守护者,真可谓当代文坛不可多得的骄人双璧。二是创作质量与艺术至境的撞击。作为作家的贾平凹,一再表明“作家就是要用作品说话,你没有硬的作品,即便是一时弄得很热闹,过一段时间,又得无声又息。”[12]那么,用作品说话的贾平凹常常被非议、责难、争议所纠缠,似乎在人们的记忆中从未中断过,形成了一道歧异不断,话旧叙新,同时又能激活的风景线,这在当代中国文坛并不多见。据贾平凹回忆,他出生时,母亲说梦见树上掉核桃,这就意味着“砸着吃”,后来果然争议、指责缠身。

  纵观贾平凹的创作生涯,较大文坛热点关注可分为七个阶段:1、1975-1980年文学初创期,以《山地笔记》为代表的纯情质朴美特点的关注。2、1981-1983年寻求超越阵痛期,以《亡夫》、《二月杏》、《鬼域》、《晚唱》、《朝拜》、《好了歌》为代表的精神消隐,创作茫然的非议。3、1984-1988年感受时代变革的躁动期,以《商州初录》、《腊月·正月》、《鸡窝洼的的人家》、《浮躁》为代表的观照变革,对焦社会浮躁心态的再次文坛关注。4、1989年后创作视域的暗转期,以《美穴地》、《白朗》、《五魁》为代表的“商州土匪系列”的涉及与争端再起。5、1993年后文学观念边界的放大,以《废都》、《白夜》、《高老庄》称之为“三部曲”的更大范畴的责难、批判风波哗然骤起。6、随之2000年《怀念狼》的纷争。7、2005年《秦腔》的热评与大评。8、近年的《古炉》《带灯》的再次推出,真是八轮热点焦聚,文坛风流尽得,三十余载写作,人气谁能试比?一位“风光无限,奥秘无限,游人无限”[13] 的贾平凹,一位争议无限,歧异无限,话旧叙新无限,惟一能牵引文坛灵动的贾平凹。对此现象,贾平凹自有一番思忖,“作品常常被非议、责难和无可奈何的叹息。我也焦躁、沮丧,甚至悲哀落泪,我是输过许许多多人与事,但我最终没输过我。”“写作是一个人体证天地自然社会人生的一种法门,不要老想着我的文章怎样,而只要以法门态度对待,文章自然而然就境界大起来。”[14]这一认识,体现了贾平凹难得的一种超然心态,使其创作在长期的争议中有所超越,又在超越中再添争议,反复历练,以至于“静水深流,潜心写作”(贾语),达到了贾氏艺术的独到境界,映现出一种艺术精神的自在追求。

  立足这一艺术至境的撞击点,值得思考的是,贾平凹与文坛纷争的相缠相绕,或者说,文坛与贾平凹的连锁关系究竟是一种什么意义上的关系呢?我以为是贾平凹的创作在争议与超越中激活了文坛,推动了文坛的前行,而不是文坛在驱动他。这种带有规律性的激活,是作者对艺术至境的不断撞击和攀缘,所产生的文学史意义是巨大的、显在的。譬如,八十年代初期的《山地笔记》(短篇小说),是作者悖忤“伤痕文学”思潮之时尚的别一创作,是“新笔记小说”尝试写作的开端,其纯真朴素的情感追求,田园牧歌式的明丽画卷,山水人物的壮美,给尚在伤痕噩梦中哭泣的文坛与作家们带来鲜活、灵动、清新之诗意美的启示,牵引文学走出伤痕,关怀当下。稍后,八十年代中期的《商州初录》、《商州又录》、《商州三录》、《商州》等的出现,再次激活了当代中国之“寻根文学”思潮,特别是《卧虎》(1982年)为最早发出文学寻根的审美信息的。贾平凹与韩少功、李杭育、郑万隆、阿城、郑义、扎西达娃等一并成为文坛热点,文学寻根的始作俑者。正如有文学史家这样描述:“1984年,具有各自风格的作家几乎将中国的人文地理版图瓜分殆尽。贾平凹占据了陕西,晋地成了郑义的地盘,李杭育在葛川江旁唱着深情的恋歌,阿城跋涉在云南的山山岭岭……。”[15]如此史家界定,虽然贾平凹一再坦言这“不是故意为之”,“一度偶与寻根派碰到一块”,他是“自己走自己的路,显得独特些,后来反而引人瞩目。”[16]尽管作者如是说,但我以为其对注入文坛之活水,涌动文坛之热气、人气的客观事实是存在的。那么再后的《废都》对社会转型期传统与现代冲撞的文化思考与激活,《怀念狼》对人文生态大环境、大气象的文化思考与激活,《秦腔》对乡土中国与现代中国断裂的文化思考与激活,无不体现出作者于写作——争议——超越——再写作——再争议——再超越的螺旋式创作攀升中作品质量与艺术至境的一次次撞击与通达。这就是文坛与贾平凹,或者说贾平凹与文坛的秘密关系,一种“正气写作的大境界写作”(贾语)范式的自觉选择。

  注释:

  [1][2][13]李星:《 巍然矗立的艺术山岳——再谈贾平凹的文学意义》,《当代中国》 2006年,第55、56页。

  [3] 陈晓明:《本土、文化与阉割美学——评从<废都>到<秦腔>的贾平凹》, 《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31期。

  [4] “世纪文学60家”评选结果,《铁凝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第56页。

  [5]郁达夫:《 怀念鲁迅、鲁迅先生纪念集》,上海书店复印1979年,第101页。

  [6]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页。

  [7]鲁迅:〈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小引《 鲁迅全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3页。

  [8][9][39]贾平凹.:《秦腔·后记》,作家出版社2005年,第561、565、613页。

  [10]贾平凹.:《怀念狼·后记》,作家出版社2002年,第273页。

  [11]《路遥中短篇小说·随笔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9页。

  [12]鲁风.:《与贾平凹对话上书房》,《当代中国》 2006年第9期。

  [14][16]穆涛.:《文学访谈录、 多色贾平凹》,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03、页。

  [15]吴家荣:《 新时期文学思潮史论》,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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