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倡导者，现实主义文学观是其文学思想的核心。

　　早在五四时期，茅盾与郑振铎等人就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强调“血与泪的文学”，意在强调文学创作者要正视社会现实。他认为现实主义文学必须是时代的反映，一定时代的社会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文学应该反映时代风貌，必须反映每一历史阶段的重大事件、重大斗争。他以自己的创作实践现实主义的特有魅力：《霜叶红似二月花》展示了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前夕的江南乡镇生活，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最后一个时期留下一幅历史画卷;《蚀》三部曲均以大革命前后一群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生活经历和心灵历程为素材，深刻揭示了革命营垒中林林总总的矛盾和在动荡中的阶级分化，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林家铺子》叙述的是“一·二八”前后江南小镇林家杂货店倒闭的故事，揭露和抨击了国民党反动派趁民族危难之机，大肆掠夺、敲诈和欺压小商人以及穷苦农民的罪行;“农村三部曲”强烈控诉了不平的社会现实。茅盾站在社会历史家的角度，使文学自觉地成为真实的时代镜子和社会史诗。

　　对社会背景的重视，要求将“最典型的人物事态”放置到“力所能及的广阔画面上”去展现，是茅盾现实主义文学观的另一重要特征。如标志着现代长篇小说成熟的《子夜》，其故事背景是20世纪30年代民生凋敝的上海，民族产业普遍受到打击，中心人物吴荪甫在这样的背景下，性格被典型化，悲剧命运的意味也随之加深。小说还在同样背景下塑造了如买办资产阶级赵伯韬、资本家走狗屠维岳、有“笑面虎”之称的封建地主冯云卿等鲜明艺术形象。

　　茅盾前期的文艺创作根植于“为人生”的现实主义观，后期逐渐演变成革命现实主义文学观。新中国成立后，他书写了大量的文艺总结，这些理论文章无不在阐述马克思主义文学观。

　　然而，学界仍有另一种声音，认为茅盾对于他所宣扬的这些文艺观存在一定教条主义式的照搬，没有融会贯通。有学者认为茅盾一生的矛盾是教条主义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