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衡红色经典散文与吴伯箫政治题材散文之比较

——散文文体视域下的梁衡散文解读研究
韦金石

           

                        

    毋须置疑,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钟情于政治题材而且在这一领域取得的成就最大或影响最大的散文作家,当数吴伯箫和梁衡。通过比对分析,不难发现吴伯箫与梁衡具有许多的共同点。

    首先,他们的创作题材总体上属同一领域。吴伯箫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记一辆纺车》、《菜园小记》、《歌声》、《窑洞风景》,均取材于抗战时期的延安生活,人们称这类取材于延安生活的散文为“政治散文”。梁衡先生最为优秀的散文作品亦是政治散文,又称“红色经典散文”,均取材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的重要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其代表作主要有《特利尔的幽灵》、《觅渡,觅渡,渡何处?》、《这思考的窑洞》、《红毛线,蓝毛线》、《一座小院和一条小路》、《一个大党与一只小船》以及《带伤的重阳木》、《大无大有周恩来》等佳作。其次,他们创作的视角相似。吴伯箫和梁衡这两位散文大师,不仅都喜爱政治题材的散文写作,而且,他们在处理政治题材、选择切入角度等方面也有惊人的相似,都善于从细小的角度作为文章的切入口。再次,他们的人生阅历相当。这两位散文名家都担任过文化、出版战线的重要领导。相同的革命经历,造就了他们一样的高度政治责任感,让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政治散文的写作,为党为人民鼓与呼。最后,他们的文学成就亦相近。吴伯箫终生笔耕不辍,创作成果颇丰。他一生写了二百多篇散文,为我们留下了一篇篇脍炙人口的传世佳作。散文《南泥湾》、《一坛血》、《记一辆纺车》、《菜园小记》、《我没见过长城》等,作为范文收入在中学语文教材中,《早》被编入小学语文教材,其数量之多在同代作家中首屈一指。梁衡也同样是一位政治散文园地的辛勤耕耘者与收获者。他先后创作散文集《觅渡》、《名山大川》、《人杰鬼雄》、《红色经典》等,出版《梁衡文集》九卷,曾获青年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鲁迅文学奖提名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先后有《觅渡,觅渡,渡何处?》、《红毛线,蓝毛线》等60多篇次的文章入选大、中、小学课本,在同代作家中堪称翘楚。

    尽管吴伯箫和梁衡有许许多多的共同之处,而且都是我国当代文学不同时期的卓有成就的政治散文大师。然而,作为大师级的散文作家,他们就同一题材创作的作品,却别具特色,自成一家。那么,这两位散文大家的作品特别是政治散文的风格如何?他们之间又有哪些不同?在他们的散文创作中又有哪些宝贵的经验或教训呢?所有这些,正是本文将要探讨的内容。

 

             一、在描写对象上,一个侧重记事,一个以写人为主

 

只要将两位作家的重要性的政治散文作一粗略的对比,人们就会发现他们所描写的侧重点有很大的不同。

    吴伯箫以记事为主,而梁衡则重点写人。吴伯箫的记事性散文,并非记叙文那样,按照事件的经过,顺叙或倒叙,间或一些插叙,而是按照既定的主题思想,借助对日常生活的一些有意义图景的富有诗意地描写,用一根思想的红线贯穿全文,布局谋篇,叙事表意,条分缕析,不枝不蔓。现仅以吴伯箫的名篇《歌声》为例。《歌声》并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更没有对具体的人或事物进行精心的刻画,而是通过对延安革命歌声的回想,真实而生动地描绘出延安时代革命斗争生活的一个侧面,再现了抗战时期的延安一派朝气蓬勃、团结战斗的动人景象和延安军民的革命精神。

梁衡写人的政治散文,也不是按照人物的成长经历或事物的发展线索,铺陈构建,而是依照自己要想表达的思想与总体设计,剪材经纬,层次分明地将自要表达的思想予以恰当精准的表达,段落与段落之间、节与节之间,具有严密的逻辑关系,努力写出人的复杂性格和人的命运与悲哀。梁衡的名作《特尔利的幽灵》就很能说明问题。从本质上来说,《特尔利的幽灵》当属游记。然而,作者一反游记的惯常书写方式,一切从精准表达自己的思想为出发点和归结点,精心选择和组织材料,精心设计,苦心经营,布局谋篇。

 

            二、在整体构思上,一个单纯明朗,一个则苦心孤诣

 

显然,吴伯箫和梁衡的政治题材散文均是双线结构,一条是对具有诗意的日常生活图景的准确而传神的描写,或者是对具有比兴、象征意味的意象的给予形象而精准刻画;另一条则是对主观思想的表述或揭示。然而,吴伯箫和梁衡这两位大家政治散文创作的总体构思则具有不同的特点。

    吴伯箫的政治题材散文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构思单纯明朗,他常常以与个人生活密切相关的纺车、菜园、窑洞、歌声等托物言志,展开情思,落笔于一斑一点、一叶一花、一土一石、一歌一舞、一针一线、一车一木,却总是能寓诗意与新意于其中。这里还是以他的名篇《歌声》为例,稍加展开说明。从整体上来分析,这篇名作共分四个层次。文章开头,先写有关《国际歌》的联想,从而为全文奠定了激越高亢的基调;紧接着,作者又对洗星海指挥大家演唱《生产大合唱》时的会场气氛和情景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渲染,为读者展开一幅“延安式歌咏”的宏大场景和精彩画面,从而将作品推向一个高潮;继而,作者转写延安歌声的历史传统,形成一种蓄势;然后才引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歌的联想,揭示出理想与纪律之间的辩证关系,使作品意境更为深邃;最后,至结尾处又引出《东方红》的联想与抒唱,点出全文之“龙晴”:以毛泽东为领袖的党,是“延安大合唱”的“总指挥”。该作既无完整的故事,也不以独到的构思取胜,而只是条分缕析地娓娓道来,却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然而,梁衡先生的红色经典散文之构思,却往往苦心经营,且常常喜获苦心造诣之效果。譬如《觅渡,觅渡,渡何处?》一文即是如此。《觅渡,觅渡,渡何处?》这是一篇具有强烈反思性的文章,作者欲要表达的重点或称要达到的目标是怎样发现人的价值,挖掘人的价值,写出一种人格的力量和做人的道理为此,作者秋白人格的剖析,在文中设计了如果”与一个“却是”三个“如果”,一是“如果秋白是一个如李逵式的人物”,二是“如果秋白的骨头像他的身体一样的柔弱”,三是如果他不写《多余的话》”;一个“却是”,瞿秋白竟然是采用悲剧的方式来回答上述这些问题的。如此新颖而巧妙的设计,加之群体式集约化的形象化的文学语言,终于让作者如愿以偿,使得作品抵达了作者预期的目标。

 

      三、在意象运用上,一个擅意境营造,一个创构境界

 

    运用具有象征意味的意象,营造诗一样的意境,这是中国散文十分重要的经验和非常宝贵的传统。作为散文大家的吴伯箫和梁衡,无疑充分继承了这一弥足珍贵的文学遗产,并在自己的创作实践加以运用和发挥,而且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是,吴伯箫和梁衡在意象的选择特别是意境营建的手法与路径上却大有不同。

    何谓意象?简单地说,意象就是寓“意”之“象”,就是用来寄托主观情思的客观物象。何谓意境?意境是指文艺作品中呈现的那种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韵味与诗意,或称文艺作品借助形象传达出的意蕴和境界。总之,无论是意象也好,还是意境也罢,作者借用意象营建意境之目的,都为的是将自己的某一或某些情感或思想,附丽于某一客观景物或生活图景之上,让自己的情感或思想借助某一或某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具象之物,表达得更直观更形象更艺术更美。

    吴伯箫的政治性散文所使用的都是日常生活的图景。譬如,他以大合唱的指挥者来比喻人民的领袖,以抗日时期的延安精神来比拟五星红旗下的战天斗地之风貌,以延安窑洞的美好来影印新中国的美好生活。如此一来,就使得他的这些散文作品具有浓郁的诗情画意,即人们通常所说的意境之美。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吴伯箫的这些诗化散文有一个鲜明的特点,这就是在意境的合成上,他从不牵强附会,更不霸道专横,而是先作好铺垫,待水到渠成时,再轻轻一点,给人瓜熟蒂落之感之大美,有时还根本不予点明,人们就能意会,一种象征之美油然而生。

努力寻找意象,直白明的政治理念翻译成含蓄的文学意境。这是梁衡先生的一贯提倡并孜孜以求、并积极践行且业已取得重大成功的一项重要的文学主张。梁衡先生善于选择那些具体细小而又带有比兴意味的意象,从而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独特而优美的意境。譬如,他用瞿秋白故居前的“觅渡桥”,来写瞿寻觅人生渡口而终不得的悲剧(《觅渡,觅渡,渡何处?》);用一条小船来比拟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的奋斗历程(《一个大党和一条小船》);用红毛线、蓝毛线来形容西柏坡时期党的战略转移(《红毛线,蓝毛线》),等等。在《带伤的重阳木》一文中,梁衡将古树与人物、政治、历史融为一体,成功地刻画了彭德怀元帅的高大形象,以树喻人,情理交融,感人至深。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吴伯箫还是梁衡他们都曾有过反面的教训。譬如,吴伯箫的与《歌声》等优秀作品同一时期创作的《北极星》、《延安》、梁衡的《大有大无周恩来》,之所以没有其他作品惹人喜欢,其主要原因之一应该是,均在于作者没有运用意象之法,从而未能有效地构建作品的意境。

难能可贵的是,梁衡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积极探索,大胆创新,而且以其创作业绩表明,他在红色经典散文的创作中,确实有所突破,有所创新,令人瞩目。细细分析起来,我们可以发现梁衡那些优秀的政治散文,新就新在前人或他人所追求所营造的意境的基础上,更上了一层楼,这就是借物宣示自己的新思想、新观点,从而使文章到达了一个“大境界”。譬如,梁衡在其名作《一个大党和一只小船》一文中,就是从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的风风雨雨中精心选择了一个小的意象即“南湖红船”,并以此一只小船的出发来代表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以小船之小来衬托共产党诞生的意义之伟大,以行船来喻党的历史。更为重要的是,作者并未满足于此,而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还以行船规律的认识来写党的探索的历史。角度新颖,内容丰富,思想深刻。在此方面更为典型的是梁衡创作的《觅渡,觅渡,渡何处?》,作品不仅巧借觅渡这个意象圆满完成了对意境的构建,而且还借觅渡这个意象表达了更深层的想法,这就是怎样发现人的价值,挖掘人的价值,写出一种人格的力量和做人的道理”,而这才是作者真正所想所要表达的主题

对此,季羡林先生有过堪称精彩的评说。季羡林在其《追求一个境界》一文中,称他追求的是一种王国维在其《人间词话》中所称的境界并以梁衡的《觅渡,觅渡,渡何处?》为例,说他抓住了觅渡这个概念,于是境界立出,运笔如风,写成了这篇名作。2)并进一步指出:梁衡是一位肯动脑筋、很刻苦,又满怀忧国之情的人。他到我这儿来聊天,无论谈历史、谈现实,最后都离不开对国家、民族的忧心。难得他总能将这一种政治抱负化作美好的文学意境。在并世散文家中,能追求,肯追求这样一种境界的人,除梁衡以外,尚无第二人。3)

当然,追求大境界更是梁衡先生的自觉行为。梁衡极力提倡文章要达到“形境”、“意境”和“理境”三重境界4)梁衡还明确地提出,文章要为思想而写,“理境”即“哲理之美”5)从梁衡一系列红色人物散文的创作实绩来看,梁衡正是朝着这个目标努力的,而且有的地方确实做到或已基本做到了。这一点,值得肯定。

 

            四、在语言风格上,一个朴素无华,一个华丽而丰饶

 

语言风格乃是区别一个作家与另一个作家的重要指标。吴伯箫和梁衡的政治题材散文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不同,这就是语言风格。吴伯箫的文字,朴实无华,给人亲切之感,而梁衡的文笔摇曳多姿,多姿多彩。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吴伯箫追求朴实平易、清淡纯净的叙事风格,他的散文多为口语,有时还借用方言俚语,白直近拙,自然朴素,平易近人,清新练达,叙事状物,表情达意,几乎找不到什么华丽的词藻与奇巧的修辞,阅读他的散文,就好像是在听邻居聊天。譬如,《记一辆纺车》的开头就这样写道:“我曾经使用过一辆纺车,离开延安那年,把它跟一些书籍一起留在蓝家坪了。后来常常想起它。想起它,就像想起旅伴,想起战友,心里充满着深切的怀念。”又如,《歌声》中这样写道:“我以无限恋念的心情,想起延安的歌声来了。”“回想从洗星海同志指挥的《生产大合唱》开始吧。那是一九三九年夏初一个晚上,在延安城北门外西山脚下的坪坝上。”

相比之下,梁衡的文字书卷气十足,常常有意违反语法规则和人们惯常的文字组合方式,出语惊人,华丽高贵,具有诗化之美。譬如,在《一个大党和一只小船》中就有这样的语句:“于是党的肌体里就有了船的基因,党的活动就再也离不开船。”“这时,周恩来也领导了南昌起义,兵败后南下广州,只靠一只小木船,深夜里偷渡香港,又转道上海,再埋火种。”“历史长河的巨浪也颠簸着最早上船的12名领袖。”又如,在《觅渡,觅渡,渡何处?》一文中就有这样的美句:“当一个人从道理上明白了生死大义之后,他就获得了最大的坚强和最大的从容。这是靠肉体的耐力和感情的倾注所无法达到的,理性的力量就像轨道的延伸一样坚定。”“鲁迅与他之间的敬重和友谊,就像马克思与恩格斯一样地完美。”《一座大院和一条小路》也不乏诗化之句:“当年屈原在汩罗江边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现在,赣江边又出现一颗痛苦的灵魂。”“这时他抚着的不只是儿子摔坏的脊梁,他摸到了国家民族的伤口……”,此后一句正是标标准准的“升华之语”,与袁鹰在《井冈翠竹》的结束语,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是吴伯箫的作品以叙述为主,同时也较为注重描写,而抒情性的文字和议论并不多见。吴伯箫追求自然、朴实的抒情,寓抒情于叙述之中,把抒情与叙述、描写融为一体,字里行间诗意盎然。如写纺车,“总是安安稳稳地呆在那里,像露出头角的蜗牛,像着陆停驶的飞机,一声不响,仿佛只是在等待,等待。”即使议论,也短小精悍。如作者紧接上文这样写道“这样气势最开阔,肢体最舒展,兴致高的时候,很难说那究竟是生产还是舞蹈。

相比之下,梁衡的红色经典散文在遣词造句方面则叙议结合,夹叙夹议,而且往往以精僻的议论见长,引人注目。譬如,《红毛线,蓝毛线》中的一段议论“这将是一次要把全国搅得天翻地覆,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啊。会场没有沙发,没有麦克风,没有茶水,更没有热毛巾。这是一个真正的会议,一个舍弃了一切形式,只剩下内容,只剩下思想的会议。今天,当我们看这个小桌,这个会场时,才顿然悟到,开会本来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工作,大家来到一起是为了接受新思想,通过交流碰撞产生新思想,其他都是多余的,都是附加上去的。可惜后来这种附加越来越多。”

当然,无论是吴伯箫还是梁衡,他们精彩的议论都是以丰富的想象为前提为基础的。丰富的想象是诗歌艺术创作的重要特征,而艺术散文也必须借助联想,增强文章的诗意。吴伯箫的《歌声》就是通过对歌声的丰富联想,时而评论,时而叙事,时而绘景,时而写人来抒发作者对延安歌声深切怀念之情。梁衡同样具有诗人的气质和特质,他的红色经典散文无一不呈现出作者善于联想的艺术家气质。《一座小院和一条小路》,这篇文章在追述邓小平风云叱咤的革命历程后,作者又进一步发挥联想,最后得出结论:“伟人落难和常人受困是不一样的。常人者急衣食之缺,号饥寒之苦;而伟人却默穷兴衰之理,暗运回天之力”,并由这条小路一直联想到后来中国走出的一条改革开放、为世界所震惊的大道“而这之后中国又开始了新的长征,走出了一条改革开放、为全世界所震惊的大道

三是在修辞手法的运用上,吴伯箫多用排比、对仗、比喻等辞格,而且大多为明喻,显得传统而朴素。本来直抒胸臆也不失为文章的一种表达方式,但是作为艺术性散文而言,直说就等于说教。因此,但凡优秀的作家都会想方设法变着法子说话,变着法子抒情,变着法子议论。如《记一辆纺车》中的“羊毛要松一些,干一些,棉花要紧一些,潮一些。”这即是一个典型的对仗修辞手法之运用。吴伯箫用得最多也是最好还是比喻辞格,且多为明喻。如《记一辆纺车》中的“摇动的车轮,旋转的锭子,争着发出嗡嗡、嘤嘤的声音,像演奏弦乐,像轻轻地唱歌。那有节奏的乐音和歌声是和谐的,优美的。”抽线像“魔术家帽子里的彩绸”一样无穷无尽,“仿佛不是用羊毛、棉花纺线,而是从毛卷里或者棉条里往外抽线。线是现成的,早就藏在毛卷里或者棉条里的”,等等。

相比之下,梁衡虽然也喜欢动用比喻这个辞格,但用的更多却是暗喻和借喻。暗喻和借喻是生产诗化语言的常用工具之一,诗化语言具有孵化诗意强化抒情性等功能。如此一来,就使得作家笔下的文字在充分满足作者状物达意的同时,也让作品充满了诗意。譬如,在大多数人的脑海里,延安的形象是战争,是大生产,是生死存亡的一种苦挣。”“我看着这一排排敞开的窑洞,突然觉得它就是一排思考的机器。”(《这思考的窑洞》)“于是党的肌体里就有了船的基因,党的活动就再也离不开船。”“最危险的一次是‘文化大革命’,险些翻船。”(《一个大党和一只小船》)

 

        五、在总体气质上,一个诗情画意,一个更具思辨美

 

    基于以上四个方面的原因,吴伯箫和梁衡的政治题材散文就自然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总体风貌来。前者富有诗意,后者却更具一种思辨之美。

吴伯箫先生曾在《记一辆纺车》中说过:“美的概念里是更健康的内容,那就是整洁,朴素,自然。”这正好可作为他对艺术散文的美学追求之生动诠释。他不仅这样说,也是这样践行的。他以这样的审美理想与艺术趣味进行散文创作,其散文整体上表现出一种质朴美。这里,仅以吴伯箫的《歌声》为例,来谈谈吴氏散文诗意之生成及其流程。首先,这篇散文以歌声作为意象;接着,在总体构思上,并不刻意,只是围绕那根思想的红线,按照思想情感的变化,精心剪材布局,起承转合,恰到好处;然后,使用朴素、形象、生动而富有诗意的文字,紧紧围绕这一意象作文章,到结尾处水到渠成时,来它一个画龙点睛。

然而,梁衡的红色经典散文在总体面貌上呈现出的却是另外一种模样和色泽,诸如《红毛线,蓝毛线》、《一个大党和一只小船》等等多篇名作,字里行间充满了浓浓的激情,充分地显示出一种极富思辨色彩的哲理之美。但是,由于作者过分强调为文第一要激动”与过多追求文章的“思想深刻”,就使得有些作品或某些作品的某些地方,酷似一首首政治抒情诗,或一篇篇报告文学、人物述评、名人小传,有的甚至演化为形象化的“思想论文”。如此这般,梁衡的一些政治散文在拥有思辨之美的同时,也就在很大的程度上失去了艺术散文的艺术性。

    对吴伯箫和梁衡政治散文进行比较研究,除了要分析他们作品的思想成就和艺术风格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这就是要探寻他们创作中的得与失。两相对比,本人总觉得,吴伯箫的政治题材散文要比梁衡的红色经典散文要好一些,而梁衡的山水散文又要比他自己的政治散文要好一些。具体说来,梁衡的政治散文存在三个方面的不足。一是重复自己模式化。从本质上看,梁衡的政治散文创作走的是杨朔和刘白羽“卒章显志”、“托物言志”这条老路子,虽然有所创新,有所突破,但问题是,梁衡的政治散文在总体结构和表现手法上几乎篇篇一个模样,不断地重复自己,长此以往,势必会走向艺术的死胡同。二是艺术散文学术化。梁衡在政治散文的创作中,追求“大境界”,着意将一些“深刻的思想”强加于文,将艺术散文演变为学术论文、政论文章,失去了艺术散文之艺术特质。三是主题思想显现化。诚然,艺术散文不同于小说,一味地反对作者站出来说话。然而,艺术散文毕竟是文学艺术中的一类,因此,也就应当保有自己的那份矜持和本色,就应当多叙述多描写而少抒情少发议论,将作者的思想倾向性和政治见解隐藏于情节和对人物的描写之中。然而,梁衡先生却反其道而行之,其抒情尤其是议论太密太多太过。相比之下,吴伯箫先生却大不一样。一是并不重复自己,其政治散文一篇一个模样。二是自始至终尊重和遵循艺术散文的艺术规律和规则,严格区分并能正确处理艺术和学术的关系,将政治散文当着美文来苦心经营,写出来的大多也确是地地道道的美文。三是坚持多“写”少“说”,轻易不发感概也不发议论,即便非说不可,也只是三言两语,少而精,提纲挈领,画龙点睛。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吴伯箫的《歌声》等一批反映抗战时期延安工作和生活的散文名篇,都创作并发表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距今已近六十载,然而,现在读来依然觉得那么美觉得那么好,而且大有比初读更好更美之感,此足见吴伯箫那些朴素、自然、清新的政治散文具有强烈而旺盛的生命力。

当然,我们批评梁衡其前提是我们对他的充分肯定,对梁衡的充分肯定是我们批评的立脚点和出发点。质言之,梁衡的红色经典散文在中国当代文坛应该拥有相当的地位,甚至可与吴伯箫等大家相提并论相与媲美,而且在某些方面还有所突破有所创新,至少业已找到了一个走向成功或可能成功的路径,问题仅仅只是一些创新目前仍然还处于尝试之中。笔者以为,梁衡先生之当务之急,是要在继承与创新、情与理、艺术与学术之间,寻找一个最佳的平衡点,这也许是包括梁衡在内的所有散文作家的一次长期而又艰巨的“寻找”与“突破”。

 

 

                        

    

1)把栏杆拍遍,全国语文特级教师推荐书系,梁衡散文中学生读本,梁衡著陈秀征注,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第1版2页

2)参见:《追求一个境界》,载《把栏杆拍遍,全国语文特级教师推荐书系,梁衡散文中学生读本,梁衡著陈秀征注,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第1版,第1至2页

3)《追求一个境界》,载《把栏杆拍遍,全国语文特级教师推荐书系,梁衡散文中学生读本,梁衡著陈秀征注,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第1版,第2页

4)参见:《美文是怎样写成的》《带伤的重阳木,全国语文特级教师推荐书系,梁衡散文中学生读本,梁衡著陈秀征注,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7月第1版,189至190页。

5参见:《文章为思想而写》,载《带伤的重阳木,全国语文特级教师推荐书系,梁衡散文中学生读本,梁衡著陈秀征注,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7月第1版,153至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