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林逋说：“功名官爵，货财声色，皆谓之欲，俱可以杀身。”权势本不是个坏东西，也不必然带来杀身之祸。但权欲如尖刀，官场那一个个风干的“杀身”标本，犹如一盏盏人皮灯笼，让人惊悚又发人深思。
恋权自杀
“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听到这句话想信很多人眼前会有寒光闪过，心头油然产生恐惧甚至恐怖，毕竟人的生命只有一次，面对白刃或滴着血的刀子，谁不觉得生命的可贵呢。但在权力在把在无形的刀子面前，有人选择的却是欣然“赴死”，范云就是这样一个人。《南史》载：南北朝时期官宦范云，历经齐、梁两朝。齐末，萧衍的权力日盛，做天子建新王朝已经指日可待。本来身为齐臣的范云这时却奴颜婢膝百般地讨好萧衍，因巴结有术，被内定为萧衍王朝的黄门侍郎，是一个“肥缺”。当萧衍就要举行皇帝登基大典的时候，范云突然病倒了。要是不能参加登基大典，官也就泡汤了。他急忙问医生有没有办法让他的病立刻就好，医生回答：“你这病是慢性病，需要静养，并无大碍；要马上治好，恐怕会产生后遗症，弄不好活不过两年。”范云稍作沉吟，说“两年就两年”。他赶上了皇帝登基大典，如愿获得了黄门侍郎的官位，但两年之后，却如医生所说，一命归西。
范云为了权势连身家性命都不管不顾了，可见官位、官帽、官阶魔力之大。在任何社会中，权力都是一种稀缺资料，尤其当权力与私利相通，异化为特权之时，人们对权力的追逐和占有就会无止无休。古人讲：“命即爵也。”今人说：“权力是最好的催情剂。”可见，权力确有其致命的诱惑力，足以使贪婪者疯狂。据说，胡长清被押赴刑场时，与押送他的法警有过耐人寻味的对话。胡长清说：“我可以载入史册了，到现在为止，我是建国以来被判死刑的最高级干部。”法警说：“不是还有五十年代的刘青山、张子善吗？”胡长清纠正说：“他们比我要低，我是副省级。”看来，“官本位”已溶进他的骨子里，不让其“爵”只有要其“命”了。
西方有谚云：欲让人灭亡，先使其疯狂。一个人一旦被权欲所支配，灵魂就交付给了魔鬼，纵然舐血刀尖却不知“大限将至”。爱斯基摩人就利用狼的贪婪本性发明了一种捕狼办法，很特别也很有效。严冬季节，他们在锋利的刀刃上涂上一层新鲜的动物血。等血冻住后，他们再往上涂第二层血。再让血冻住，然后再涂……等刀刃就被冻血坨藏得严严实实的时候，他们就刀尖朝上把刀反插在地上。当狼顺着血腥味找到尖刀时，会兴奋地舔食刀上新鲜的冻血，融化的血液散发出强烈的气味，在血腥味的刺激下，它们会越舔越快，越舔越用力，直到所有的血液被舔干净，锋利的刀刃暴露出来。但狼们这时已经嗜血如狂，它们猛舔刀锋，在血腥味的诱惑下，根本感觉不到舌头被刀锋划开的疼痛。在北极寒冷的夜晚里，狼完全不知道它正在舔食的其实是自己的鲜血。它只是变得更加贪婪，舌头抽动得更快，血流得也更多，直到最后精疲力竭地倒在雪地上。令范云、胡长清之流失去理智的，是权力的诱惑；而最终耗尽生命的，却是内心的贪欲。
谋权被杀
钱钟书先生曾形象地说：想做官的人就像猴子，向上爬的时候，就露出了自己的红屁股。多尔尼克博士是位多年从事动物行为学研究的权威，他得出的结论是：“动物与人都有追逐权力的本性。”只是人追逐权力的谋略和手段远不是动物所能比拟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集大学者、大政治家、大权谋家于一身的李斯，就是一个代表。他帮助秦国完成了灭六国、统一中国的大业，又开创了封建社会一系列新制的先河，但又贪权恋势，嗜权如命，弄权无度，最终为权所杀。
李斯出身楚国上蔡的“闾巷布衣”之家，26岁时还是一个看守粮仓的小文书。一次，他看到一群厕所里的老鼠，个个瘦小枯干，又脏又臭，想到粮仓中的老鼠，个个脑满肠肥，皮毛油亮。两者相比，顿生感慨：“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人生如鼠，要做“仓鼠”而不做“厕鼠”。李斯第二天便辞职，前去拜荀况为师，开始了他的“仓鼠”之路。
他师从荀子学“帝王之术”，学成后，想去秦国寻求发迹的机会。他在老师面前丝毫也不掩饰自己的权力狂热：“处卑贱之位而计不为者，此禽鹿视肉。”意思是，地位卑贱而不去求取权势，就如同禽兽一般。荀子太了解他这位权欲薰心的学生了，预感此去他将罹不测之祸。但李斯去意已决，荀子只有劝诫他“物忌太盛”，别忘了给自己留条后路。
李斯入秦后，以他的才华也以他的圆滑，很快实现了从舍人到长史再到客卿的三级跳。接下来，李斯却遭遇了“仕途危机”。当时，秦国掀起了一场驱逐外国人的运动，李斯也在被逐之列。但他岂肯轻易罢手，当被逐至秦国边境时，他停下脚步，给秦王上了一道奏章，这就是著名的《谏逐客书》。李斯没有强调逐客令对他个人的打击，也没有强调对自己对秦国的奉献，而是从秦国利益出发，言辞恳切又情意真诚地劝说秦王，如果把异国人才驱逐出去，秦国将蒙受什么损失，敌国又将得到什么好处。秦王读后大受感动，撤销“逐客令”，派人追回李斯，并封他为廷尉。在这次危机中，李斯展示出了其钻营狡黠的本性，但其“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之理确实对秦大有裨益，可谓“一石两鸟”。然而在面对韩非这个潜在的威胁时，李斯的“猴屁股”就彻底暴露了。韩非和李斯同为荀子的门生，韩非后来也到了秦国，秦王非常欣赏他。李斯知道自己的学识不及韩非，如果秦王留下并重用了韩非，自己将永无出头之日。李斯决定“借刀杀人”，对老同学下手。他对秦王说：“韩非是韩王的亲族，爱韩不爱秦，这是人之常情，大王攻打韩国，韩非肯定不会同意。”秦王说：“既然不能用，那就放走吧！”李斯的目地是彻底消灭对手，便又对秦王说：“放回去，他肯定会为韩国出力，这样无异于放虎归山，不如以罪加之杀掉他。”生性多疑的秦王听信了李斯的污蔑，将韩非关进监狱。李斯怕秦王反悔，便带着假惺惺的关怀和一包毒药去监狱探望韩非，说秦国监狱各种酷刑如何如何厉害，说秦王已如何如何不信任韩非。言下之意服毒是最好的选择。可怜韩非苦无机会辩解，又不知道昔日同窗的阴谋，接过毒药，一饮而尽。后来，李斯为迎合秦始皇，也为了从精神到肉体上消灭竞争对手，又推波助澜掀起“焚书坑儒”运动，令天下有才之士“望廷却步”，使得李斯己独步秦廷，当上了丞相，用他自己后来的话讲“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
李斯在品尝权力带来的快感和荣耀之时，已把人格、官德、良知踩在了脚下。后来他又屈从赵高，参与了宫廷政变；助纣为虐，帮助秦二世推行暴政……最终，被指鹿为马的赵高玩弄于股掌之间———判五刑，诛连三族。秦二世二年七月，李斯先被在面上刺字，再割去鼻子，再截去左右趾，然后杀头，最后腰斩，砍为肉泥。整个家族也被杀了个精光。而李斯所受“五刑”，恰是他本人为之骄傲的创意。临刑前，李斯回头向一起被杀的二儿子说：“如果不出来做官，在我们的老家上蔡牵着黄狗出东门去逮兔子，该多好啊！如今却连想都不能想啦！”
李斯一辈子是个官迷，到死也没有明白他究竟是怎么死的。这一点，他不如李真。“河北第一秘”李真在地狱门前对记者说：“我是被贪权、贪钱、贪色毁掉的……那威力无比的权力是一把闪着寒光的双刃剑，令人心旌摇曳的金钱是一沓沓送你上西天的纸钱，令人垂涎欲滴的美色是一把把杀人不见血的利刀……。”李斯谋权确有其术，但把权势看得高于一切，不择手段去攫取，并且“一登龙门，身价十倍”后，忘了“物忌太盛”的训诫，自我膨胀，对上则奴，对下则主，才华、良心、道德被权力阉割，人已异化得不成人样了。
古往今来，多少为官者为了夺取更大的权力，为了保住已有的权势，或无中生有，栽赃陷害；或设置陷阱，置人于死地；或阳奉阴违，翻云覆雨；或小题大做，无限上纲；甚至出卖人格，阿谀奉承，巴结投靠，摇尾乞怜，献媚邀宠，不惜吮痈舐痔，颂屁尝屎……但无论权术的运用老辣、纯熟、精练，结局大都和“二李”一样：“反误了卿卿性命”。
争权相杀
在中国传统社会浓烈的官本位的氛围中，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失去了权力就失去了一切。因此，围绕权力的争夺战和保卫战异常激烈，有的甚至不惜杀开一条血路，消灭对方，扫除障碍。这方面的事例数不胜数，很难厘清谁比谁更“典型”，集合在一起可称为“人挡杀人，佛挡杀佛”的群体标本。历史上，逢蒙杀羿，是先生挡了学生的道；吴起杀妻，是妻子挡了丈夫的道；高祖分羹，是父亲挡了儿子的道；乐羊子食羹，是儿子挡了父亲的道；周公诛管蔡，是兄长挡了弟弟的道，他们一切无不以权力得失的利害关系为归依，为了争权夺势，什么血脉亲情，什么人伦道德，便都全然不顾了。宫廷作为权力中心，更是罪恶的渊薮和权力的屠宰场。胡亥为篡位杀了哥哥扶苏，即位后，在咸阳杀死了自己的十二位兄弟，又在杜邮将六个兄弟和十个姐妹活活碾死。有学者分析，此类现象在历史上一再重演，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太子人选的圈子固定。由于人选有限，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想方设法从肉体上除掉对手。只要能瞒过老皇上，就算大功告成。
而今为争夺官位、权力而发生的“雇凶夺官”、“官官相杀”现象，可称得上官场中最触目惊心的腐败。而其背后共同的真凶和主谋还是权力。原齐齐哈尔市长青乡教育办公室副主任，仅仅因为两个乡教办主任都离退休年龄太远，就雇凶杀人。他供述买凶杀人的动机时说，手中“有了权力，就可以支配资金，就可随心所欲甚至为所欲为”。 广东湛江遂溪县海洋与渔业局局长宣雄将副局长陈振华杀害，宣雄交待杀害陈振华的动机是因为陈讲过要接替自己局长的位置。迷恋附着在权力之上的光环，手中的权柄绝不容许受到“威胁”，不管威胁是否真的存在，必欲除之而后快。这就是这个“权霸”的逻辑——“卧榻之上，岂容他人酣睡”。这些口口声声称自己是人民公仆，但在权力面前“凶”相毕露，沦落为凶神恶煞的“刽子手”。 其危害性“谋财害命”的剪径之徒更大，不仅严重亵渎了人民公仆的称谓，而且使党和政府的形象蒙受严重的损害。
“官员雇凶杀官是‘社会失范行为’的一种极端表现。”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李强分析说，“官员阶层——这个本应最符合社会行为规范、行为准则的社会群体，现在竟然产生了雇凶杀人这样有规律的犯罪行为，确实值得关注。”个中原因，一方面，忘记了当官的宗旨。一些人视官如命，为官搏命，面对残酷的竞争，不惜采取暴力这个“最简明”的手段剪除对手。另一方面，权力的含金量太大了。对此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认为，行政权力的过分集中成为官员为谋取金钱和名利铤而走险的原动力。还有，就是在干部的选拔上还存在“少数人选人，在少数人中选人”的“小圈子”。某些职位是特定人群口中的“肥肉”，只要竞争对手垮掉，自己就能上去。如果一个岗位，竞争范围是面向全社会的，竞争对手也不是一个两个，而且选择权在群众手中，那么，除掉个别竞争对手还有多大意义？
减少以至根除“争权相杀”现象，是在领导职位的选拔上，开放竞争，让尽可能多的人公平参与，把选择权交给群众；限制权力过度集中与滥用，降低要力的含金量；建立权与责、责与利密切相关的考核机制，解决权大责小、有权无责的问题，让权力成为一种压力而不是乐趣和享受；实施阳光政策，对官员的言行实施严格教育管理监督，培养官员健全的人格和心智，使之能够正确看待权力、依法行使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