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集子收录了我自少年迄今，数十年间写的诗词作品，凡一百五十九题一百八十一首。去年早春，当我把零散的诗稿略为收拾，用电子邮箱发给业师冯日乾先生并请写序时，面对电脑，茫然若有自失。
三十余年前，我读中学。迷迷糊糊贪恋上了文学。虽情笃而行有怠，至今无获，却也在周围人眼里，浪得了个“捉笔杆子”的声名。不堪回首。近十多年来，文化生态发生了百年未有的大变脸，经营纯文学的日子很难过。不能超越不想低头媚俗，又不愿重复他人，也就越发冷了感觉凉了笔墨。
至于玩古体诗词，我一直心存忐忑。在许多人看来，干诗词这活儿，应该是富贵人家的事，至少是骚客雅士或功成名就者，膝下弄孙饭后茶余的特别消遣。像我这样不老不小，资浅学薄，至今仍为生存而奔波的人，玩弄如此高雅的艺术，这让旁观者看起来别扭，就连我自己有时想起来，也感到有些不自在。
更何况，写旧体诗词是“戴着镣铐跳舞”。不仅需要深厚学养，更需要笔下功夫。以我的年龄与历遇，打一开始接触文学，就注定了对古典诗词的敬而远之。先前几十年间写的数十首仿古体，有些是出于文学少年的激情燃烧，有些是为教书而“被下水”，有些是一时心血来潮的“人工速成”，多不“靠谱”。开始“上道”及至发烧，不过三五年工夫。说起来多少有些纠结与无奈。许多事情有了看法，总想一吐为快。既然其他文学样式不够直接过瘾，来得也慢，那就不妨试试用诗词三言两语直抒胸臆，省却小说之类造人物编故事弄结构的麻烦，也顺便免去些人云亦云的“心苦”。
文学成人也误人。走近诗词，才发现这里面的水太深，而我自己却一直在岸上遛达。在一个学绝道丧，天下处处掉馅饼的时代，注定了纯文学部落一时难以摆脱被集体“阉割”的命运，也注定了我等懦弱的生命激情被悬空倒挂——不写也罢，一写便丑。诗词走到今天这一步，不能全怪诗家不上心，读者不买账。于是，只有关起门来，自顾自说了。
诗词之不幸被边缘化久矣。鼓呼“诗词复兴”的声音，一直强大而又微弱，悲凉又多纠结。“复兴”背后的潜台词，即诗词铁定已“被衰落”。人类文明发展史呈现出一个“一进一退”的态势，即自然科学的“今胜于昔”，社会科学，特别是文学、哲学等往往“后不如前”，原本是无奈的事情。中国古代诗体流变，从四言到七言，从古诗到律绝，再从律绝到词曲，均自成套路，后人亦难以突破而自出新意，故有“始盛”而“终衰”者。毛泽东诗词写得“空前绝后”，自成一家，主要还是内容上的“推陈出新”，是“老瓶装新酒”，而非形式上的标新立异。芸芸业诗者，只能望“高山”而仰叹，实不可企与之比肩而统领一代风骚。盖诗词之“复兴”，必先收复文化自信，树立文学自觉，净化诗词生态；重在“内容出新”，慎言“形式创新”（律绝难而写古诗，词多束缚可放宽格律，旧韵过时有新声）。百年革命，中国陷入全面否定文化传统的精神荒漠，国家与民族认同岌岌可危，已令人心有戚戚，失忆或“选择性记忆”就更加悲哀，乏善可陈。在文明理性日趋复苏，迫使社会意识要步入“常态”的当下中国，如果仍沿用几十年前“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之类，看似“科学”实则傲慢、笨拙的姿态，对待前人遗留下来的文明成果，以此来宣示我们比祖先还“高明”，遮掩我们的弱智与缺少底气，实在无语。
我们需要“仰望星空”。端的是孔学精神道统，屈骚生命绝唱，老庄“高山仰止”，李杜后无来者。二十世纪至今，红学蔚为显学。一部《红楼梦》，竟让几代学人反复“折腾”，还弄出好几个红学流派来，看来，须我们的子孙一直忙乎下去才是……而现代人之于诗词，一半是附庸风雅，一半是多作“羔雁之具”。回头再读诗经楚辞或唐宋人家的诗词，不但未发现有多少“糟粕”（如果有，这与当下的文化垃圾或网络毒素比起来孰轻孰重），倒常觉得古人是那么纯情可爱，质朴率真。这人世间的好句子，似乎都让古人写完了，今人也许只剩下瞪眼的份儿了。
我不希望看到“诗歌从来都是穷途末路”，“是消极的文化”。我宁愿轻易相信，诗词虽“始盛终衰”，却千年游魂不死，不是“庸众的胜利”，而是斯文万劫无灭的另一种福音。
笔下不出彩，通常是我们心里不“干净”。生命被拔根，心灵被挂空，精神被游离，人们被迫“演戏”“被幸福”地活着，大多过着容易受伤的泼烦日子——欲望的灾难，未必占领了我们所有的精神地盘，全部牵制着我们的言说，但却消磨了我们本来的古朴与诗意，制造了我们的双重人格，克隆并加剧了我们的“物化”进程，占据并指导着我们的心理和行动。作为最后一座高古的文学精神之塔，诗词若不果敢走进人心世态，追“根”立“命”，不对生命与死亡，自然与超然事物保持虔诚的敬畏，不接地气不承担精神苦难，观照公民人格成长，倾诉大悲大戚声援至善至美追认至愚至神，就会在附庸风雅中失去本真与率性，在“歌功颂德”中丢失高贵和尊严，从而丧失诗性方向与精神标杆——要么永远陷入“曲高和寡”的尴尬，成为诗人自家的“半亩自留地”或权贵者手中的“玩偶”，要么就继续陶醉于“犹抱琵琶半遮面”，此时有声却无声的一厢情愿中，被拖个半死不活，等待重新洗牌。唤不起大众的兴奋和跟进，任何高明的“表演”，只有慷慨地来悲壮地死。
这话题说起来有些沉重。一茬茬诗人轮番上阵，力图找到打开词诗复兴之门的钥匙。从内容到形式，由继承到创新发展，看起来很因时制宜，全面辩证，实则大而化之，难得要领。结果往往是木刀子剁肉，不是被折中调和的社会惰性所裹挟，就是被发育不良的文化生态与庸众风潮所淹没。于当今复杂多事的文化格局和生存语境中，拯救文学的力量，已经变得相当孱弱。诗词要想绕过市场逻辑与金钱围剿，重新为这一力量提供合理性，成为文学的精神方向，一时还很艰难。除非有伟大的诗人横空出世，引领风骚。但努力“自救”，让诗词在落脚“现代性”的同时，回归质朴真诚的自家面目，远离浮华虚伪和做作，重拾批评世道的良心勇气，进而通过吟写诗词，让包括自己在内的一部分人，先变得精神高贵起来，人格高尚起来，心里干净亮堂起来，诗词家们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眼下已成“书灾”，本不该去凑这个热闹。于诗于词，写家殷殷，读客寥寥。人在其中，如鱼之沉水，冷暖自知。凡此不足为外人道也。念起半生对文字的喜好，其心也苦，其情也笃，这使得我下决心，冒着以诗文装点门面的嫌疑，要将这多年写的诗词作品结集出书，一为对得起文字，二为对生命有个交待。我心不死，因为，这尘世间还不乏同道者理解接纳，知心作陪。虽时有困惑失落，却也煎熬挣扎，苦有至乐。
当在二○○九年，友人刘恩龙自西宁回泾阳探母，顺道西安一叙。刘君知悉我有出诗集打算，向我“讨教”诗词文体的前途。我慷慨陈述，他保持沉默。我深知这“沉默”般的厚道，不是他原本性情，是文坛多年历练过来的经验。家国“无事”，纵使我辈有万千“骚怨诗愤”，如啼血的杜鹃一样，世界还是一切照旧。孔老夫子曾经干过“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傻事”，生前寂寞凄凉，身后千秋人物。我一介凡愚，不敢“傻想”。只是眼看着年届“天命”，倒真希望在体会世态人情吞嚼思悟人生的同时，证明一下“我是这方土地上的一个生命，我曾在这个世界来过”。若对自己的“作品与人生”自我批评，我感觉有如童年时常看见的裹着小脚，闲坐于街头抱打不平的邻家老太，怨人家过路媳妇一脸的胭脂毛病，徒发几句啰嗦而已。
生命不可以复制，却能够用记忆来还原。我现在还不算很老，却常有一种怀念的苍凉与恐惧。这让我活着就要加倍地去珍爱、思考和感恩生命，感恩这个诡谲的世界里，一切赋予我精神温情和生命想像力的事物，珍惜亲情的惟一存在和自由言说的机会。三年前的一个冬日，我顶着风雪，在散学的人流中，目光努力地搜寻着我的女儿，我在想，人群中最骄人的那一位，便一定是我的女儿了——想一想当年我的父亲在“探学”时，也何尝不是与我同样的心情。于是我便不再怀疑，人生应当是乐世的，又是悲情的，是不可以少了忏悔与感恩的。祈愿上苍保佑我天国里的父亲，不要像他在世时那样受苦受难，失去表达或诉说的权利。
本书即将付梓，我应向史学家张岂之教授、诗家雷树田教授、作家高建群先生，向书家曹伯庸教授和张万准、贾夫育、王怀、徐战文先生，向曲作家贺强先生及友人张前先生等致礼谢忱。张教授不以我浅陋，以圣语书赠与我“共勉”，大道之悟，期望甚厚，常催我自省自新；雷前辈在看过我发于《词刊》、《陕西词诗》上的几首诗作后，邀我到其府上，“耳提面命”颇多，并以著书相赠，引为“知己同道”，让我感事怀人，笔有不辍；曹教授和高张贾王徐诸位先生为拙作赐墨，分文无取，令我心存感佩，发为吟咏；贺强先生此前与我有一些合作，本次又为我的诗作谱曲，我会永存记忆。张前君与我过往较密，我许多诗作的写作素材或灵感，来自于跟他的交流。我曾把书稿清样交他代为阅校，张君从文字、格律到引诗题目、用典出处标点，反复查阅数个版本，再以手机短信或当面给我交待。我感觉到他对学问的温度和尊重，也感受到了拥有友谊的幸福与尊严。
我必须对杂文家冯日乾先生表达敬意。当下文坛，吹吹打打、逢场作戏，好像已成为一种时尚的“活法”。说是不得已而为之，结果成了“捧杀”，被杀与杀者一起悲哀。冯先生在书序中不仅给我鼓励，更为我的作品把脉。有“逆耳”之衷言当镜，为己为人负责，我觉弥足珍贵，千金难买。接到书稿后，冯日乾老师曾多次致信，往来反复，为我出书费心，每有直言相告，并以“不必悉遵”，提醒我不要盲从。几多真心耐心，推诚相见，亦师亦友，我当有知。
我还要在此郑重告白，我之所以能在诗词这块阵地坚持下来，跟陕西孔子研究会副会长、西北大学现代学院院长刘家全先生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在当代中国的文化批评家当中，刘先生是一位将古今打通中西比照，将文化研究并传播与主持办学“知行合一”的文化保守者。他于词诗的情有独钟，已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个人兴趣爱好，进入到一种对民族文化道统，自觉担当的超世俗境界，文学的生命气度和精神气象，也因之在他的笔下得到了放大或延伸。十数年的诗词往来并文化建交，对我的提升是多方面的。我从他那里觉悟良多。不只是促使我开始对诗词兴指意浓，且常因能与他唱声和韵而心雅神怡，更重要的是多了一些文化焦虑与精神忧思。刘先生知我甘苦，于繁杂事务中抽身，不止一次地通读诗稿，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又为本书撰写“万言读感”，记录了彼此知心相处的珍贵历史。此文心相通，人格接纳，我应永远保持珍重。并以能够成为刘先生的诗文同道而深感荣幸。
但愿人长久。心无死，诗不老，魂有宅。
——是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