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先生是一位独立不倚的文化先觉者和教育先行者。由他主持组建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跟清华大学外文系，延聘一代宗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为研究院导师，培养出一批如钱钟书、贺麟、王力、吴其昌、曹禺、季羡林、李赋宁等道德文章堪称一流的“博雅之士”与旷世通才。吴先生是我国第一位在高等学府开设比较文学课程并运用比较文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是第一位从比较文化的视觉出发研究红学，并最早将《红楼梦》介绍到国外的学者之一，他的创造性工作开拓了红学研究的新路径。先生提出的以培养“汇通东西”的“博雅之士”，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的教育理想，体现了中国传统士人的历史与社会担当。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曾出现过许多抱有“教育救国”思想的教育家。如张伯苓的“精英教育”、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教育”、梁漱溟的“乡村教育”、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其行维艰，可谓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但与之相比，吴宓先生倡导的“博雅教育”，则是一个更系统的教育工程。它不但有明确的人才培养目标，而且有较为详细的教育方法和更加多样化的实施途径。

　　1925年，吴宓重返清华校园。主持筹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其时，“新学”与“旧学”、“西学”与“中学”论争激烈，一些教育精英纷纷提出通过教育革新来复兴中华的主张，回国不久的吴宓便积极投身于这一教育大变革中。在开学典礼上，吴宓明确提出研究院的办学目标：“(一)值兹新旧递嬗之际，国人对于西方文化，宜有精深之研究，然后可以采择适当，融化无碍;(二)中国固有文化之各个方面(政治、经济、哲理学)，须有通彻之了解，然后于今日之国计民生，种种重要问题，方可迎刃而解，措置咸宜;……”明确阐述研究院的宗旨在于“研究高深学术，造就专门人才”，即“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创造新学，培养中西会通的“通才”。清华国学院存在时间不长，但却创造了国学高深研究，培养国学高级专门人才的完整经验。王力、吴其昌、谢国桢、刘盼遂、蒋秉南、刘节、徐中舒、高亨、陆侃如、姚名达、孔德、姜亮夫等后来对中国学术界产生过重要影响，并在各自的学术领域执牛耳者，均出自清华国学研究院，出自吴宓门下。二三十年代执教于清华的冯友兰先生曾不无感慨地说：“雨僧一生，最大的贡献是在负责文学院时建立了国学院，并难得把王、梁、陈、赵四个人都请到国学院任导师。”陕西省文史馆馆员蔡恒先生对此进一步评价道：“如果没有清华国学研究院，没有它培养出的一大批超高质量超高水平的国学专家，以及这些专家的再传弟子，今天整个中国的国学水平，可能不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个样子。为此，我们应该庆幸，应该感谢吴宓。”这话厚道，为良心者言。

　　吴宓主持创办清华国学研究院时，清华大学人文学科建设正处于初创阶段。他的“博雅教育”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初见端倪。而趋于成熟完备，则是在负责创建清华外文系之后。1926年，清华大学外文系开始组建，吴宓主持工作。他从中西比较的视野出发，参考美国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的办学方针，提出把学生培养成为既“了解西洋文明之精神”，“精通外国语文”，又能“创造今世之中国文学”，“汇通东西”的“博雅之士”。这个培养目标，集中体现了吴宓的“人才观”，是吴宓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博雅”二字浓缩了中西教育思想的精华，其实质是人的素质和人文精神的培植与提升。非“博”不足以治世达才，非“雅”则无论正身成人。“博雅之士”的标准是：(一)渊博之学问;(二)深邃之思想;(三)卓越之识见;(四)奇特之志节。早在清华求学时，吴宓就对所谓“新式教育”的种种弊端提出批评。特别是对“留学异邦者，或以不谙本国情势，或以未深汉文基础，纵饱西学而不适用，甚至归来图博升斗，以学问为干禄之具”深感忧虑。在他后来为清华大学高年级本科生及研究生开设的“文学与人生”这门课程中，吴宓更多的是谈哲学道德，而不全是文学，其目的不仅在于授业解惑，更重要的是引导学生一起探求人生，树立起人生境界中最高端的“神性”，从而成为中西会通的“博雅之士”。

　　吴宓力倡的“博雅教育”和他身体力行的教学实践，直接影响到二三十年代清华外文系的钱钟书、季羡林、曹禺、李赋宁等后来成为学界泰斗的“博雅之士”。钱钟书在英国留学时，曾对吴宓先生的“博雅会通”有高度评价。钱说：“我这一代的中国青年从他(吴宓)那里受益良多。他最先强调了‘文学的延续’，……中国的实际批评家中只有他一人具备对欧洲文学史的‘对照’的学识。”在致吴宓女儿吴学昭的信中，钱钟书说他“本毕业于美国教会中学，于英美文学浅喜一二，及闻先师于课程规划倡‘博雅之说’，心眼大开，稍识新问”。李赋宁在谈到吴宓时曾说，吴宓在清华外文系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在于提出培养“博雅之士”的目标，“使外国语言的教学和科研走上了全面、系统、严格、科学的道路，纠正了支离、片面、空洞、肤浅、兴趣主义和印象主义的偏差和缺点，造就了一批又一批西方语言文学的专门人才”。

　　吴宓矻矻以求的“博雅会通”，其起点之高，视野之宽阔，思想之先觉，方针之独到，方向之明确，在百年中国文化教育史上，是很少有人能够超越的。他家学渊源，少时求学清华，后来又负笈留美，师从新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世师孔柏先，教宗佛耶正”，确信新人文主义是“救今日世界物质精神之病者最良之导师”。这使他能够站在一个全新的历史高度，以全球化的眼光看待许多社会问题，包括文化、教育存在的弊端。在有关中西文化关系，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等议题上，吴宓是极少数首先觉察出仅凭激情，缺乏理性精神之危害的学者之一。尽管他比当时许多学者更能全面了解世界教育文化发展主潮，更能在中国文化发展方向上保持冷隽与清醒，但在当时特殊的文化学术背景下，他的学术主张显得十分悖时，不能见容于主流社会，使他常常陷入“曲高和寡”的被动。尤其是在主编《学衡》时期。

　　《学衡》创办于1922年，时西方列强以大炮开路，强行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华民族遭受前所未有的大劫。在“西学东渐”“打倒孔家店”的喧嚣与鼓噪中，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已成为中国落伍和一切社会弊端的“替罪羔羊”。归国不久的吴宓，没有沉醉于怀抱“雪莱之志少陵心”的浪漫诗境中，而是从理性出发，以更急切的思考敏锐地洞察到新文化运动的偏颇和党同伐异的偏激，特别是它给中国带来的精神震荡和道德伦理的沉浮。吴宓清醒地看到，西学输入有年，不仅没有从根本上救国之于茫茫苦海，解民之于水深火热，而且国家灾难日复一日，民族危机此起彼伏。由物质文明的发达而导致的“千万人之战争屠杀”已将中华民族推向茫然不知所之的荒漠之中。当西派人物以欧化议孔教之非，并逐渐形成“话语霸权”时，吴宓在为儒学的命运深感忧心的同时，更加坚信“中国文化的优点与孔子之崇高中正”。宣言“今虽举世皆侮孔谩孔，虽以白刃手枪加于我身，我仍尊孔信孔，毫无迟惑之情，游移之态”。在他主办《学衡》的十多年中，《学衡》以“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①”为职志，“诵述中西先哲之精言以翼学”，由此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一大流派，主张欲建构中国新文化，必须“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将“吾国道德学术之根本”的孔孟人本主义，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后的西学“融会贯通，撷精取粹”，熔铸一炉，以为“吾国新社会群治之基”，从而创造出一种兼具中西文化之精髓，具有普遍价值的中华民族文化体系。吴先生的这种文化构想，完全超越了自洋务运动以来一直争议不息的“体用”模式，在文化理论上有着独特的价值，在中国百年文化发展史上留下了极其辉煌的一页。

　　吴先生毕生捍卫中华文化，用自己独特的学术建树、超凡的思想智慧和人生秉持，塑造出一种值得景仰的现代文化人格的光辉典范。

　　《学衡》起于南京，止于北平。存世十一年，出刊79期。编辑、出版、发行，甚至所需费用，几乎由吴宓一人独担。“昕夕勤劳，至于梦中呓语，犹为职务述说辩论”。这种由一人独立支撑，于夹缝中生存的大型刊物，在中国乃至世界报刊史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学衡》首开中国比较文化与比较文学的先河，“东圣西圣，此理此心，师表万稷，一体同尊”。它不遗余力地传播西方文化，向中国读者推介西方优秀作家和作品，刊登了许多高质量的国学研究论文和具有较高思想艺术水平的文言诗词，培养并扶植了诸如缪凤林、向达、景昌极等后来在中国学术界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后继人才，为“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北京大学周辅成先生谈到《学衡》时说：“学生们的著作稿，特别是翻译稿，吴先生总是要经过他在文字上的润色，改动百分之二三十，以至于百分之六七十，然后付印。其认真竟至于此。”在文化脱序的社会背景下，《学衡》虽遭到了“国粹派”和“激进派”的左右加攻，处境艰难，但吴宓却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文化悲情，百折不挠，直行不辍。他在《论新文化运动》中宣称：“中国文化史上谁当列名，应俟后来史家定案，非可以局中人自为论断，熟能以其附和一家之说与否，而遂定一人之功罪。”②

　　20世纪初虽不能与春秋战国那个百家争鸣，圣贤大哲辈有人出的时代相提并论，但它的学术风气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自由的。吴宓这样的思想启蒙者，是伴随着当时勃兴于中国文化启蒙运动而走上历史舞台的。现在看来，无论是陈独秀掀起的“掘进式革命”，胡适力主的“好人政府”，鲁迅鼓呼的“改造国民性”，还是吴宓等主张的“汇通东西”“重建国魂”，都是面对故国衰败，从构建新文化，救亡图存这一动机出发，并非首先是以个人为本位的。不能简单地用所谓的“科学”或“革命”的标准来评价他们的“千秋罪过”。

　　在如何对待传统，如何引进西方文化，如何建构新文化这些当时各路学者共同关注的问题上，吴宓不激不随的学术理路与陈独秀、胡适、鲁迅等都是有很大不同的。吴宓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孱弱与不足不是不清楚。他在哈佛大学求学期间，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之时。他的导师白璧德提醒说，在泼掉澡水时，要当心将盆中的婴儿一起泼掉，特别要“审慎地保存其伟大旧文明之精魂”。这使吴宓在吸收西方文化中心精神时，同样也看到了西方文化的两重性;同时，他在同西方文化的比较中，对中国文化的不足也有着比同时代许多人更加清醒的认识。“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只有中西文化在精神上实现了“对接”与“汇通”，才能拯救沦落的世界。对此，吴宓是深信不疑的。

　　徐葆耕先生认为，吴宓将“中西会通”提高到“精神之学问”即形而上的层面，这就使他不仅超越了张之洞仅限于“技巧层面”的“会通”，而且超越了康、梁“实用层面”的“会通”。笔者在这里要进一步说明，吴宓对中西文化的接纳，对东西往圣先哲的体识和感知，已超越了纯学术层面的是与非，道德领域的善与恶等世俗判断，进入到了一种对人类文化传统的敬重传承，对民族生命道统的自觉皈依的超世俗境界。这也正是他能够以涅槃的文化悲情，不惜用鲜血与生命来捍卫自己的文化信仰和学术主张的内在动因。相较于激进思潮疑古怨祖，掘进摧毁式的“革命”，吴宓先生“以触动文化深层结构”(包括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民族心理等)为学术理路的“中西会通”，要高明有底气得多。与洋务派、维新派以及当时更为激进的西化派不同，吴宓的注意力不在买回威力强大的铁甲军舰，也不在于发展资本主义等政治制度的照单复制，而是把道德人伦看作社会的基石，认为精神上的衰弱“适足为亡国之利器”，希望首先从精神思想上重新找回民族的自尊，从而拯救危难中的民族。只是面对国势衰微，文化精英们的兴奋点大多集中在救亡图存上，还来不及或者很少有人作更深层次的文化思考，人们对改造社会的眼前要求远远大于对文化本身的理性探索，摧毁的情绪超过了建设的渴望。于是，“革命的义愤”强暴了“平心而论”的静穆思考，以西方野生的摧毁式学术理路作为开路武器的“实用主义”占了上风;吴宓力图通过改造“精神道德尤为卑下”的社会，最终从根本上完成救亡图存和思想启蒙的文化先觉，遭到了冷落。只有孤独的“坚守”。

　　吴宓先生以培养中西会通的“博雅之士”为教育文化担当，其功至伟，其心也苦。称他为中国最“博雅会通”的教授，实在当之无愧。他早年与白屋诗人吴碧柳的管鲍之交，与王荫南烈士的忘年建交，以及与陈寅恪、朱自清、梅光迪、朱光潜、贺麟、钱钟书等同辈或晚辈文坛名流的学术交往与诗词唱和，足见先生的赤诚无妄，孤怀乐道。即使在他与毛彦文的“爱恋”或与陈心一的“婚变”中，也同样闪烁着人性的光辉。他尊为“总编辑”，却亲自当邮差，甚至为维系刊物而甘愿自掏腰包;贵为“大教授”，却老景凄凉，到头来的积蓄“只有压在枕头底下的七分硬币”。在那个视圣贤为魔鬼，神圣为浮尘的荒唐岁月，“人人昭昭我独昏”，“举世皆浊我独清”，吴宓宣称“宁可杀头，也不批孔”。1977年，吴宓先生被堂妹吴须曼接回泾阳时，行走已十分不便，只能靠人搀扶完成生活起居。当得知家乡中学已不再开设英语课时，便大声疾呼：“他们为什么不来请我?我还可以给学生讲课!”在他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候，仍然能够以一声“我是吴宓教授，我要喝水”来完成他对视若生命的“教授”身份的庄严表白，对人格尊严的自觉捍卫，对斯文扫地的愤怒控诉。壮哉吴宓。一腔孤愤，求仁得祸;孤高标世，持道为乐;逸群绝伦，粹然儒者。

　　两千多年前，当苏格拉底被强加各种罪名接受审判时，他的学生柏拉图控诉道：“我们的城邦已不再依照父辈的标准和做法来治理，……除非是真正的哲学家获得政治权利，或者拥有政治控制权的人们靠天赐良机变成真正的哲学家。否则人类将不会有好日子过。”吴宓孤独地守望着他的“城邦”，他无疑是孤独的行者，诚如易卜生所说：“世界上最强有力的就是那个最孤独的人。”然而，除非是社会的公正和人们的良知被空前唤醒，除非是思想精英们的思考力和想像力获得最后的解放，使孤独者不再“孤独”，不再“孤独”地守望。否则，“我们的城邦”迟早将会被颠覆。

　　注释

　　①《学衡》1922年创刊号。

　　②《学衡》19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