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郑国国君郑武公娶了一位妻子，武姜。作为申国国君之女，武姜名字中的“姜”字，一方面表明她娘家姓姜，而“武”字则为自己丈夫的谥号。因此按照当时习惯，她便被称为武姜。

　　武姜之所以能被历史记录在册，不是因为她的美貌，也不是因为她的才华，而是因为她对两个儿子的偏爱和差别对待所引起的一场兄弟之间的夺位之战。

　　武姜与郑武公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寤生和小儿子共叔段。

　　《左传隐公元年》记载：“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对于“寤生”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是说逆着生，就是腿先生出来，也就是难产。 另一种解释是说，小孩生下来眼睛就睁开了，武姜一看吓了一跳，因为小孩一般是过一段时间才能睁眼的。总之，庄公出生的时候不太顺利，惊吓到了母亲武姜，所以武姜就非常讨厌他而给他起名“寤生”。

　　史书上说“亟请于武公”，“亟”就是屡次的意思，由于对小儿子的偏爱所以武姜经常请求武公，请求什么呢?请求丈夫废掉长子，改立次子为君，但武公一直没有同意。

　　武公死后，按照宗法制的传统，大儿子郑庄公继位。武姜请求郑庄公把“制”这个地方作为封地给他弟弟。而庄公对他母亲解释是，这个地方偏僻又贫瘠，是个不吉利的地方，所以不能给自己的弟弟，但其他地方可随便挑选。而在郑庄公看来，“制”作为险要之地，是郑国要塞，不能轻易作封地。此时，有大夫不断进谏：“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但是郑庄公并不在意，还说出了“多行不义必自毙”的千古名句。

　　但郑庄公实则是不断满足武姜和共叔段母子二人野心的同时，使他们一步步走上“夺位”名义上的圈套，并借此以正义的大旗彻底铲除他们的势力和对自己权力的威胁。在武姜与共叔段野心一步步膨胀中，共叔段先是把都城建的很大，其次开始招兵买马，招降纳叛的同时发展自己势力。接着，又开始蚕食封地之外的郑国土地。郑庄公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便率领准备好的车马在焉地击败了共叔段，并一直将其赶到共国，但并没有杀他。

　　权利进一步得到巩固的郑庄公，同时也将母亲武姜幽禁在城颍，并发誓不及黄泉无相见也。但事后又觉得不妥。于是颍考叔出了个主意：“可以挖一个大坑，打一条隧道，挖出了泉水，这样便可以通过隧道去见母亲，届时没人会说您违背了誓言”郑庄公采纳了这个建议，最后母子相见后十分高兴，并高唱：“大遂之中，其乐也融融;大遂之外，其乐也泻泻，遂为母子如初。”

　　故事的结果虽说圆满，但总有些粉饰太平。在这场权力博弈中，作为读者，一方面我们在感叹作者“春秋笔法”冷峻的同时，更看到宗法制度下，涉及权力争夺的双方已很难建立并延续单纯的伦理关系。

　　我们不禁思考，在历史的权力逻辑中，难道非是“成王败寇”的血腥因果论?甚者，为了“成王”可以不择手段，为了“成王”可以不顾一切生命的珍贵。尤其面对由“成王”所演变的“权力文化”在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甚嚣尘上时，我们该如何思考“权力”本身。刘再复先生在《双典批判》中从文化批判的角度提到，“中国原型文化”与“中国伪形文化”的概念，作为“原型文化”的源头，我们可以追溯到上古以及《山海经》中的神话故事，“夸父追日”“精卫填海”等，它们身上洋溢着华夏族强烈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道德魅力与奉献精神。而以《三国演义》《水浒传》《厚黑学》等为代表的作品中，到处是“权谋”到处是“机心”，并且我们以此为荣，以此为傲。于是，我们发现，世俗生活里尽是三国中人，水浒中人。

　　因此，关于“郑伯克段于鄢”的故事，除了了解历史之外，我们更应该意识到，我们不仅仅是历史的看客，因为历史往往只注重结果而忽视过程。我们在感叹万里长城，故宫以及秦兵马俑的雄伟与壮阔时，作为个体不能忽视这些雄壮背后被权力所奴役的普通者，因为他们曾经都以鲜活的生命降临在这片土地上，而如今，他们或许只是被看作一堆无意义的数字永久尘封在未被文字严肃记载的荒诞岁月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