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诗歌,尤其是鸦片战争之后的风格嬗变是中国传统诗歌最后的辉煌。五四以后,中国诗歌开始积极的学习和模仿西方新诗,从文言向白话转变。现代诗歌虽然仍旧是四大文学样式之一,但已经完全脱胎换骨,跟古典诗歌泾渭分明。
一直以来,清代诗歌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它在古典诗歌中的成就被严重低估,其高度虽然不及唐诗,但远超元明,可以和宋诗比肩。清初就有钱谦益、吴伟业这样的大家由明入清,一开始就奠定了唐宋并举的正确道路。文学有自身的发展规律,诗歌在唐代已达鼎盛,宋诗改变风格也无法追赶,于是从词上别出蹊径。到了清代,诗歌名家叠出,众体兼备,堪称诗歌集大成的时代,又经历了鸦片战争,列强侵略,由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引发出诗界革命。清代诗歌作为中国古典诗史中的最后一章,无论是诗歌的艺术性,还是审美的多样性,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鸦片战争可以看作清代诗歌风格嬗变的分界点。第一阶段是清初到鸦片战争爆发,第二阶段是鸦片战争爆发到民国成立。
20世纪80年代,王飙在《鸦片战争前后的“志士之诗”及其诗风新变》中,提出了鸦片战争引发清诗风格演变的观点,此后,魏中林、庄星等学者做了进一步的论述,重点分析比较了爱国诗潮和经世派诗人;90年代之后,黄刚等学者迈出了更大一步,开始比较清诗题材范围的创新;进入21世纪,虽然时有新文,但研究视角仍然放在鸦片战争引发的爱国思潮,针对其中的某一位或某几位诗人的诗风进行比较,缺少对鸦片战争前后诗歌风格演变的多层次分析和论述。
本文以鸦片战争为切入点,通过对1840年前后诗歌的阅读,总结和比较分析来讨论清诗的风格演变,打破了传统研究文本的狭隘解释,扩展了文本的适用范围,使得清代诗歌的内涵在风格演变的角度得到了多面的诠释,为后续清代诗歌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一、鸦片战争前后的清诗歌风格
1、小我情调与家国情怀
明末清初,遗民诗与亡国诗是当时的诗歌主流。“江左三大家”之首的钱谦益《初学集》里的诗歌,或愤慨党争阉祸,或表达失意苦闷,或描绘山川壮美,这些诗歌中体现的往往是个人得失与小我情调。“江左三大家”的另一位代表吴伟业,将感慨兴亡和悲叹失节作为诗歌创作的两大主题。他的歌行体,沉郁苍凉,华丽磅礴,在律度严整之余,做到了开阖自如,音色并妙,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梅村体”。《圆圆曲》《琵琶行》等作品最能体现他的艺术风格,虽然在成就上高过同时代其他诗人,但仍然脱不出个人荣辱的藩篱。
唯大时代方有大诗歌。鸦片战争之后,众多爱国诗人涌现,为清代诗歌注入了新的内容,境界更加阔大。
1840年6月林则徐在虎门销烟,向世界表明了中国禁毒的意志和决心。这也成为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线。但腐朽的清政府积贫积弱,并不能抵御英国侵略者的坚船利炮,鸦片战争爆发后,战事一败再败。1841年5月,英军进攻广州,“靖逆将军”奕山出卖国家主权,签订了屈辱的《广州和约》。魏源在《寰海》一诗中抒发了内心的沉痛:“城上旌旗城下盟,怒潮已作落潮生。…全凭宝气销兵气,此夕蛟宫万丈明。”
这一时期的诗歌,同时继承了杜甫以诗代史的传统。在《三元里》一诗中,张维屏热情歌颂了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业绩,表达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妇女齐心亦健儿,犁锄在手皆兵器。乡分远近旗斑斓,什队百队沿奚山。众夷相视忽变色,黑旗死仗难生还…”全诗通俗晓畅,气韵和谐流转,是清代乐府诗中不可多得的珍品。
鸦片战争期间的诗歌,从现实主义出发,饱蘸爱情深情,或慷慨激昂,或含蓄隐晦,成为诗界革命的先河。
2、拘囿一隅与放眼世界
钱谦益被推为一代宗匠,他有很多情景交融的佳作,其著名的山水诗《黄山组诗》更是诗坛上较早歌咏黄山胜景的著名诗篇。但此时清诗描写的范畴,仍然局限于国内的山水名胜。
雍正年间,宁远大将军岳钟琪率军西征。他的诗歌继承了盛唐边塞诗人的豪迈,长于描绘边塞的雄奇景色和军旅的艰苦生活,《早秋塞上闻笛》《夜宴诸将席散独坐书怀》诸作,战争顺利时充满奋发向上的自豪感,不顺利时表达思乡之情和忧苦感慨。
道光年间鸦片战争爆发,清朝被列强用炮舰强行纳入了世界格局之中。同治初年,斌椿偕同文馆学生游历欧洲,沿途写下了《红海吟》《芬兰登岸一游》《进地中海峡口》等诗篇,开晚清域外诗歌之先河。光绪年间,黄遵宪、王韬、康有为、梁启超等大批诗人走出国门,游历各国。在他们的诗歌里,既有神秘的埃及金字塔、苏伊士运河,也有槟榔屿的热带风光;既有欧洲的巴黎铁塔、伦敦大雾,也有富士山的绚丽樱花,甚至描写了北极冰峰和极昼景观。
3、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
道光十九年(1839),也就是鸦片战争的前一年,龚自珍辞官南归,在途中写下了著名的《己亥杂诗》。此时的龚自珍,依然胸怀理想,为了国家和人民,不惜化身春泥,“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己亥杂诗·其五)期待着杰出人物涌现,一扫笼罩九州的沉闷和迟滞,使中国大地焕发勃勃生机。“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己亥杂诗·其二百二十)
鸦片战争爆发后,林则徐、魏源、张维屏等诗人,以诗歌为投枪,形成了汹涌澎湃的爱国诗潮。他们用丰硕的创作成果反映了这个时代的诗歌风貌。其中林则徐、魏源在诗歌中表达的先进思想,与龚自珍一起成为这一时期进步文学潮流的核心力量。正是鸦片战争的爆发使他们的诗风和思想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或揭露鸦片战争的非正义,或讽刺投降派的通敌误国,或歌颂人民群众的斗争业绩。魏源的《寰海》十章、《寰海后》十章,张维屏的《三元里》、《三将军歌》,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
二、鸦片战争前后的清诗创新
清代诗歌反映的都是当代的社会生活,抒写的都是自己的真实感情,这是历史上其他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法代替的。就具体而言,清代诗歌在表现爱国精神,特别是要求社会进步等许多地方都远远超过了前代的诗歌,同时对后世新诗体的发展也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以描写的地域范围而论,清代诗歌广泛涉及祖国的东南西北各个角落,并且远及于海外异国,这也是前代诗歌所无法比拟而后代诗歌所赖以发展的。
(一)题材的创新:山川异域,风月同天
1、由山川名胜到边疆海域
随着时代的发展,诗人们拥有了比前代更加强烈的寻幽探奇的实践精神,清代诗歌的题材和眼界进一步开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鼎盛。
遗民诗人顾炎武为了反清复明奔走各地,他的诗歌沉郁顿挫,将自己强烈的爱国精神贯注到景物之中,“雾灵山上杂花生,山下流泉入塞声。却恨不逢张少保,碛南犹筑受降城。”(《古北口》)
“江右三大家”的赵翼则用大量笔墨描写了云贵一带的风光,进一步拓展了清诗的创作范围,《澜沧江》《高黎贡山歌》等诗作皆清新可喜。
鸦片战争期间,众多爱国诗人也将目光投向了边疆海域,创作了大量的边塞诗歌。作为“开眼看世界”第一人,魏源更是身体力行。他不仅亲赴两江总督裕谦幕中,参与浙东之役,还在《寰海十章》《寰海后十章》等作品中热情称颂人民群众奋起抗英的伟大精神,更以满腔愤怒抨击了朝廷和官僚的腐败无能。在坚守传统文化的同时,也有意识的向外国学习,“欲师夷技收夷用”。
2、由中国本土到世界各国
康熙年间,民族矛盾逐渐缓和,社会形势趋于稳定。诗坛领袖王士祯提出了“神韵说”,其《初春济南作》:“山郡逢春复乍晴,陂塘分出几泉清?郭边万户皆临水,雪后千峰半入城。”纯然写景,不露声色,使得这首诗读起来别具一格,有着独特的美。和王士祯同时驰名诗坛的朱彝尊,在他的笔下,山川风光则显得更加轻灵。“穆湖莲叶小于钱,卧柳虽多不碍船。两岸新苗才过雨,夕阳沟水响溪田。”(《鸳鸯湖棹歌》)。
在放眼世界,描摹各国的诗人中,黄遵宪、康有为的成就最为突出。在他们的笔下,西洋、南洋、东洋无所不包,范围之广横绝千古。黄遵宪在出使日本、新加坡时,写了很多富有异国风情的诗作。《香港感怀》中,黄遵宪又记录了香港的独特风情:“王面镌金宝,蛮腰跨革靴。斑阑衣服异,关吏莫谁何”,语言通俗,自成一体。
康有为流亡海外期间,用诗歌忠实记录了自己的行踪。他在《自序》中说:“遁迹海外,五洲万国,靡所不到,风俗名胜,托为咏歌。”“两洲连跨三邦土,半日飞行一叶舟”(《除夕携眷自摩洛哥返西班牙》);“巨浪掀天不知远,但看海月夜中生”(《己亥二月渡太平洋》);其作文辞瑰丽,视野开阔,行万里路乃有万里诗。
3、由传统事物到先进科技
鸦片战争之前的诗歌,描写对象往往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节日或事物。如康熙年间庞垲的《长安杂兴效竹枝体》:“万树凉生霜气清,中元月上九衢明。小儿竞把清荷叶,万点银花散火城。”形象描绘了中元节期间儿童手拿荷叶灯嬉戏游玩的情景。查慎行的《舟夜书所见》描写了夜晚行舟看见的渔灯:“月黑见渔灯,孤光一点萤。微微风簇浪,散作满河星。”雍乾年间的郑燮刻画了山间傲竹的刚劲风骨:“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竹石》)。
鸦片战争以后,传统诗歌与日益变化的社会生活已不适应,“新派诗”在黄遵宪的倡导下应运而生。黄遵宪的诗歌反映了中日战争以及其后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大量引进新名词,反映新知识,描绘中国以外的风土人情,大大改变了中国古典诗歌的面貌,令人耳目一新。他的创作也达到了“以旧风格含新意境”,“融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的境界。如《今别离》将火车、轮船、电报、照相等新鲜事物写入诗中;《冯将军歌》等写中法、中日战争;《哀旅顺》等写丧权辱国;《出军歌》等鼓舞抗敌救亡士气,堪称一代“史诗”。
(二)语言的创新: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
与题材和内容的丰富性相呼应,清代诗歌的语言从语料到表现力都有大幅度的拓展,成为清诗引人注目的贡献之一。
首倡“格调说”的沈德潜作诗讲求格律、声调,他的五绝《晚晴》想象新奇,不落陈套,令人觉得新鲜而又贴切:“云开逗夕阳,水落穿浅土。时见叱牛翁,一犁带残雨。”
清代诗歌发展到性灵说,象征的是清诗的解放。“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袁枚《所见》)全诗纯用白描手法,由响而静、由行而停,将牧童发现树上鸣蝉时的惊喜和意欲捕捉的机警刻划得淋漓尽致。这首诗没有拘泥格律,语言浅显明了,形象自然生动,体现了诗歌风格的创新。
而经历了鸦片战争这样的山海巨变,诗人们的创作往往直抒胸臆,笔力千钧。鸦片战争唤醒了中华民族的意识觉醒,“请君莫畏大炮子,百炮才闻几人死?请君莫畏火箭烧,彻夜才烧二三里。我所畏者鸦片烟,杀人不计亿万千。”(陈澧《炮子谣》)张维屏的《三将军歌并序》,则生动再现了爱国将领为国捐躯的情景,壮怀激烈:“夷犯定海公守城,手轰巨炮烧夷兵。夷兵入城公步战,炮洞公胸刀劈面。一目劈去斗犹健,面血淋漓贼惊叹。”
清人熟读经典,善于从传统文化和地方知识中汲取营养,能够娴熟的运用各种语言素材,给诗歌带来了修辞层面的变异和革新。
王士禛的《落凤坡吊庞士元》以《三国演义》虚构内容为史实,《秦淮杂诗》用《牡丹亭》“雨丝风片,烟波画船”曲词,赵翼“街谈巷议、土音方言以及稗官小说、传奇演剧、童谣俗谚、秧歌苗曲之类,无不入诗”,黄遵宪更以大量西方新名词入诗,以上种种,绝不只是个人癖好,而是诗歌发展的必然趋势。
(三)技巧的创新:重剑无锋,大巧不工
金和的《围城纪事六咏·盟夷》讽刺了晚清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批判笔锋直指最高统治者:“券书首请帝玺丹,大臣同署全权官。冒死入奏得帝命,江水汪汪和议定。”
朱琦既为爱国将领立传(《关将军挽歌》),也为下层官兵立传,《老兵叹》传神描绘了厦门之役中的底层军官:“独有把总人姓林,广额大颡又多髯。自称漳州好男子,当关一呼百鬼喑。可惜众寡太不敌,一矢洞胸肠穿出。转战转厉刀尽折,寸脔至死骂不绝。”朱琦对这些爱国将颂的热烈歌颂,饱含着对卖国投降派的严厉谴责,对人民反帝斗争的深情赞叹,抒发了自己的爱国情怀。
何玉成的《团练乡勇驻扎四方炮台等处纪事》,描写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顾翰的《俞家庄歌》描写浙东渔民痛歼侵略者,“夷人自此心怯恇,不敢扰害来兹方”。
鸦片战争时期的爱国诗歌在艺术上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它用丰富多彩的创作手法,生动鲜活的语言技巧,打破了诗坛长期以来的模拟、固化状态,给诗坛注入了新的活力,特别是爱国诗歌大都写得活泼、通俗,昭示了晚清诗歌发展的新趋势。
(四)思想的创新:新诗体与诗界革命
鸦片战争以后,真正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对传统诗坛发起冲击的是以黄遵宪、夏曾佑、谭嗣同和梁启超等人倡导的“诗界革命”和对“新体诗”的提倡。
黄遵宪在外使馆任职近二十年,在新文化思想的激荡下,一直进行着诗歌创新的探索。在21岁所作《杂感》诗中,他就对“俗儒好尊古”提出批评,提倡“我手写我口”。戊戌变法前夕黄遵宪又提出“新派诗”的主张,要求打破一切拘束,广泛吸取古代历史文化和现代生活素材。在黄遵宪的作品中,大量描写了国外风光以及伴随近代科学涌现的新鲜事物,拓宽了诗歌的题材和领域,写出了传统诗歌没有涉及的内容。
夏曾佑、谭嗣同和梁启超作为“诗界革命”的倡导者,戊戌变法之前,他们就开始尝试创作“新学之诗”,但因为仅有新名词而无新素材,只是在古典诗歌里硬塞入几个新名词,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
梁启超逃亡日本之后,主动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思想,再次提出了“诗界革命”的口号:“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在他的号召下,诞生了一大批具有创新精神的歌体诗,如马君武的《从军行》、高旭的《海上大风潮起作歌》、秋瑾的《宝刀歌》等,这对于丰富近代诗歌的创作题材,扩大近代诗歌的审美范围,拓展近代诗歌的思想底蕴,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清诗的成就与不足
钱钟书说:“自宋以来历元明清,才人辈出,而所作不能出唐宋之范围,皆可分唐宋之畛域。”古典诗歌到了唐宋体式已基本定型,元诗、明诗、清诗都没有能够突出这个范围。但在特定的时代大背景下,清代诗歌更多了一种海纳百川的眼光和胸襟,这是它高出元诗、明诗的原因所在。
(一)唐风宋韵,余音不绝
清代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有着丰富的诗歌遗产可以继承,所以清代诗人一反明人独尊的狭隘做法,主张熔铸唐宋,转益多师。在他们的诗歌里,既有唐诗的风神,也有宋诗的思辨,同时还能吸收新事物,描写新时代,走出了自己的诗路。
(二)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清诗从兼采唐宋到自出机杼,对中国古典诗歌做了最后的接力。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思想的大量输入为诗界革命的兴起打下了思想基础,而西方新事物的输入也为诗歌的近代化提供了充分的养料。后期梁启超倡导的诗界革命,追求新意境、新语句,对古典诗歌的发展做了大胆的尝试,对于“五四”新体诗的发生、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传导作用。
(三)胜地不常,盛筵难再
清诗在近三百年的时光里涌现了很多优秀的作品,但“天才与学力终归不能挽回过去的潮流”(胡适《词选自序》)。虽然鸦片战争之后,进步诗人在各方面都做了积极的探索,但因为鸦片战争之前的闭关锁国、钳制思想,清代诗歌整体缺少独特的生命体验,缺少澎湃的艺术张力,单就诗歌的艺术性而言,整个清代仍然摆脱不了唐宋的影子。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文学样式,清诗的形式体制已经很难传递文学的鲜活生命,古典诗歌在五四之后,不可避免的走到了自身历史的尽头。
参考文献:
[1]龚自珍.龚自珍全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2]洪克夷.评鸦片战争时期的爱国诗歌[J].《浙江大学学报》,1978年第1期.
[3]黄刚.论清代海疆边塞诗[J].《汕头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
[4]焦会琦/雷桂贤.论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传统观念的变迁[J].《天中学刊》,2010年第3期.
[5]宁夏江.鸦片战争时期爱国诗潮中经世派的诗歌.[J].《韶关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
[6]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7]钱锺书.谈艺录[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
[8]史朝阳.大气象之清代山水诗》[J].《名作欣赏》,2010第20期.
[9]唐振荣.当时歌同仇,仗义拒外敌.[J].《益阳师专学报》,1999年第2期.
[10]魏源.魏源全集•古微堂诗集[M].岳麓书社,2004年.
[11]王飙.鸦片战争前后的“志士之诗”及其诗风新变.[J].《文学遗产》,1984年第2期.
[12]姚武.魏源的异域题材诗歌及其近代化特征探析[J].《老区建设》,2019年第14期.
[13]庄星.风人慷慨赋同仇.[J].《韩山师专学报》,1986年第2期.
[14]张德鸿.鸦片战争时期爱国诗潮简析[J].《民族艺术研究》,1997年第3期.
[15]张丽丽.清代众多诗歌流派、群体迭出原因初探.[J].《韶关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
[16]赵杏根.清代广西诗人诗歌朱琦创作述评.[J].《广西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