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红色银行》的叙事范式及其创新意义

王伟

[内容提要] 长篇小说《红色银行》的叙事独具特色，作品在主旋律主题的周边设置若干副主题，运用主叙事中心带动副叙事中心、副叙事中心聚焦主叙事中心之总体策略谋篇布局，状物写人融纪实与虚构于一体，以文学的方式探索主题、历史、行业叙事的多种可能性，将主题写作、历史写作和行业写作提升到一个全新的艺术境界，开创了我国当代红色题材主题小说、历史小说和行业小说新型叙事范式之先河。
[关键词] 红色银行总体结构作品主题虚实结合叙事范式创新意义

毋庸置疑，以传播党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为己任的主题小说、历史小说和行业小说，对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积极而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由于种种原因，带有浓厚而鲜明的价值导向色彩的主题小说、历史小说和行业小说，其艺术性又往往受到读者的批评和学界的诟病。由山西省文联副主席张卫平创作、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红色银行》，聚焦红色主题、承载文化底蕴、彰显金融特色，以巧妙的叙事讲述了诞生在晋绥抗日根据地的兴县农民银行，从建立、发展，直至汇入中国人民银行生动而真实的历史，成功地塑造了一批红色金融者和别样英雄人物的艺术形象，堪称是一部优秀的长篇主题小说、历史小说和行业小说。作品先是入围“文学好书榜·2021年9月好书”，后来又入选《长篇小说选刊》2020年增刊“山西作家红色题材长篇小说创作专辑”；既是2020年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也是中宣部2021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作者凭借难得的政治担当和可贵的艺术雄心，调动多年的文学积累和创作经验，在主题的确定、结构的设计和构造的手法上进行大胆而积极的尝试，以文学的方式探索主题、历史、行业叙事的多种可能性，将主题写作、历史写作和行业写作提升到一个全新的艺术高度，创新了红色题材主题小说、历史小说和行业小说的叙事范式，在讲好红色故事、红色题材创作原则和创作方法的创新等诸多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重要的启迪。

  一、作品主题：单一与多元

主题是作品的灵魂。作为长篇小说来说，主题多元方是好作品，主题多元既可提升作品的社会意蕴，又可为读者提供解读的多种可能性。大多主旋律的主题小说、历史小说和行业小说，以传播和弘扬主流意识为要务，政治态度十分鲜明，从构思到落笔都直奔主题。这样做的好处是主题鲜明，故事情节干净利落。然而，它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主题单一、说教性严重、往往概念大于形象，可读性不强，留给人们阐释和思考的空间也极其有限。一些作家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们长袖善舞，在作品中努力设置多种主题，并予以充分地表达。譬如，张炜的《艾约堡秘史》、刘醒龙的《黄冈秘卷》、陈继明的《七步镇》、储福金的《念头》等等，这些小说“呈现出百科全书式的面貌”，“很难概括故事梗概，故事类似块茎植物铺开，导致主题十分涣散，每一条故事线似乎都是主线又不完全是，多中心而无中心。”^（1）查尔斯·狄更斯的长篇小说《荒凉山庄》、科伦·麦凯恩的长篇小说《转吧，这伟大的世界》，主题也同样是多重的。据此，有学者将这类小说称之为去主题化写作。其实，这种所谓的去主题化的文学叙事，并非无主题，只是主题多元而且主次难分而已。这类作品“其言说的主题并非单一向度，而是有着明确的多向感和多重性，它让人无法简单概括”。这类小说的各主题之间往往会发生冲突，它使我们习惯的简单归纳变得困难和不可能，但这类小说也因此会有特别的浑厚与阔大，有多棱的折光。^（2）
显然，主题写作与去主题化写作虽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但均过于极端。那么，究竟有没有中间道路可走呢？作家张卫平作出了自己的选择，在继承与创新之间，开辟出了第三条道路，这就是以主旋律为主基调，围绕主基调设置数个副主题。作品以再现兴县农民银行发展历程、展示红色银行人在大时代大转折时期的命运悲欢、热情讴歌我党在金融战线上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为中心主题。同时，作者又在中心主题的周边，不惜用半个篇幅的文字敷设了多个副主题，既有效地服务于中心主题，同时又极大地拓展了文本的叙事广度和深度。一是表现了红色金融者艰苦奋斗、开拓进取的精神。作品运用一系列丰富而精当的细节描写，对党领导的金融事业发展过程及历史脉络进行梳理，在努力彰显小说的行业性的同时，热情讴歌了银行系统、金融战线创业者们心系抗战大局、胸怀民族国家、勇于担当作为的优秀品格，具有极高的认识价值和教育价值，为今天的银行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二是表现了我中华民族同仇敌忾一致对外的抗战精神。作者不仅为我们生动地展示了红色银行人为建设和壮大红色银行，与日本侵略者、日伪银行殊死拼博的壮烈场面，以及和假币作坚决斗争的艰苦卓绝的感人事迹，而且还为我们勾画了在山西和华北广袤的大地上，以甄排长为代表的八路军、以董一飞为代表的抗日游击队、以刘武雄为代表的国民党军队，以及阎锡山的地方部队晋绥军携手抗日的动人情景。三是展示了晋西北特有的地方文化及其背后的民族精神。作者围绕中心主题，真实地再现了晋味实足的特色饮食文化和方言文化，以及“一门三进士”的孙家大院、充满江南风情的牛家老宅、坐落于黑峪口的刘象庚富有晋西北特色民居的建筑文化，细致地描摹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黑峪口、兴县以及晋西北一带的风土人情，生动地描绘了生活在这些地方的普通百姓充满传奇色彩的日常生活，勾画出了那个时代晋西北人的生存图鉴和精神镜像，昭示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对民族英雄和中华儿女固本扶正的强大伟力。四是揭示了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八路军实乃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坚力量的红色主题。作品在呈现中国金融事业发展壮大的同时，也提供了在抗日战争艰苦岁月中我军发展、军民关系、生产经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组织、团结广大人民群众抗击日寇、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指挥下的人民军队在抗日战争中所起到的先锋模范与中流砥柱的作用等多方面真实的历史细节，让读者深刻地领悟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一朴实而深刻的道理。
主题多元而又主次分明，单一与多元的辩证统一，这正是《红色银行》这部红色题材长篇小说叙事范式的重要创新之处，它无疑为我国当代长篇主题小说、历史小说和行业小说的创作开辟了新的路径，说它是红色题材主题小说、历史小说和行业小说创作的一次革命性的突破也毫不为过，此即《红色银行》叙事范式创新意义之一。

   二、整体结构：简约与繁复

作品主题的多寡与结构的丰俭往往具有正向关系，主题多元势必要求并造就结构的繁复。纵观我国现代和当代文学史，主旋律的主题小说、历史小说和行业小说大多采用线性结构。线性结构又称时间叙事结构。时间叙事结构指的是按照时间顺序和因果关系来架构作品，其表现形式有单线、复线、明线、暗线或它们的综合运用。与此不同的是，一些优秀的鸿篇巨制却采用空间叙事或时空双向叙事之架构，前者如贾平凹的《暂坐》，后者如梁晓声的《人世间》^（3）。后起之秀女作家付秀莹的最新长篇力作《野望》，一改其成名作同是长篇小说的《陌上》散点透视之结构手法，继承《红楼梦》《金瓶梅》等世情小说的传统，采用时空双向叙事，在一年的叙述时间中，以新时代新乡土为叙事背景，将《陌上》中的芳村之一的人物翠台及其丈夫根来、儿子大坡、儿媳爱莉、女儿二妞和小孙女小妮儿作为叙事中心，依次向与他们有关的亲戚家、邻里家和朋友家辐射开去，通过对乡村世态人情与人情世故的描摹，以几户农家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波折和起伏，以点带面，以小见大，形象地呈现中国乡村丰富复杂的时代表情，从而映照出中国乡村在时代洪流中不断生成的新局面、新气象、新前景。
空间叙事指的是将人物和故事的发生地作为叙事的载体而结构作品。时空双向叙事是时间叙事与空间叙事的有机结合，即以人物或地点或二者的结合为叙事中心，在纵向上建立一个或多个叙事主线，在横向上则设置一个或多个服务于叙事主线的人物圈，时空交错连横合纵共同构建的网状结构。时间叙事和空间叙事各有其优长，而时空双向叙事则兼具二者的长处又能有效地弥补二者的不足。一般而言，时空双向叙事结构的作品，如果叙事中心越多、叙事主题越多、服务于叙事主题的人物圈越多越大，那么其叙事网络也就越发达、网眼也就越密集，其所呈现的社会生活面也就越广阔、社会意义和思想性也就越深刻。《红楼梦》之所以伟大，作者开创性地运用“两点两纵多圈”之总体结构当属个中最重要的缘由之一。作品安设了两个中心点，一个是中心人物——贾宝玉，另一个是主要事件的发生地——贾府；在纵向上有两条叙事主线，即贾宝玉的爱情线与四大家族命运走向线；在横向上设置并成功地塑造了有名有姓且性格鲜明的人物480多位。
兴县农民银行是历史上真正有过的一个存在，它的诞生和发展充满了传奇和悲壮。面对如此宏大和珍贵的革命历史题材，如何清楚地讲述兴县农民银行创建的来龙去脉就成为作者首要考虑的问题。为此，作者张卫平一反过往主旋律长篇小说创作的结构模式，借鉴已有的优秀文学作品的创作经验，守正创新，创造出一种独有的叙事秩序和节奏。作者匠心独运，选取刘象庚这个人物和黑峪口黄河渡口这个地方作为作品的叙事中心，向四周发散，从而构成了类似《红楼梦》的网状总体叙事格局。刘象庚无疑是红色银行举足轻重的头号人物，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作品浓墨重彩的中心角色。作品以刘象庚这个人物为叙事中心，按照与红色银行之间的远近关系，分别设置了多道人物圈，井然有序地向县长张干丞、刘象庚的家人、进步士绅牛照芝为代表的的牛家、美术老师牛菲菲、驮队押镖的铁拐李、八路军的甄排长、地下交通员嵇子霖等众多人物延展扩散，其主要功能在于艺术地再现兴县农民银行的创业史和发展壮大史。当然，作为小说的另一个叙事中心的黑峪口黄河渡口作者亦着墨甚多。“渡船不仅是连接兴县革命根据地和外界的主要媒介，还是故事内在和外在表情达意的通衢。”^（4）《红色银行》的故事大多都是从这个渡口演绎开来的。渡口如同老舍笔下的茶馆，既是人物活动的舞台，也是作品展现人物形象的窗口。由这个点所形成的叙事圈，其主要作用是对贺麻子一家人的日常生活，以及众多相关人物和与红色银行相关的活动的生动叙述。黑峪口黄河渡口不仅是其主人公贺麻子、冷娃、小莲以及那条被称之为四眼的小狗的活动场地，同时也是兴县农民银行经理刘象庚、县长张干丞，以及八路军、抗日游击队、国民党军队等抗日队伍，还有逃兵、汉奸叛徒等各种职业、各个阶层人物亮相的平台，这些人物一一汇聚于渡口这个聚光灯下，上演了一曲又一曲人生的悲喜剧。
令人称道的是，作者十分巧妙地将这两个叙事圈融为一体，在两个叙事中心的交相互动中牵连出广阔的人世间各色人等的生命情状。渡口作为关键点，既是银行货币转移的一个重要战略地点，也是贺麻子一家人生存的依靠所在，两个人物圈因渡口巧妙的交织在一起。八路军交通员嵇子霖就是在这里与小莲相遇相识的，并从此开始了与小莲的朦胧恋情。不久，在一次争抢船桨的过程中，嵇子霖在渡口不慎落水，并侥幸得以逃生。嵇子霖被捕后，日本侵略者以杀害其妻儿相威胁，嵇子霖为保护妻儿沦为可耻的汉奸，带领日本人偷袭了县政府和兴县农民银行所在地，导致县长张干丞惨遭杀害。最后，嵇子霖回到渡口与小莲相逢，被八路军以汉奸处决。一面是红色银行人的奋进，一面是小家庭的婚恋，两个故事的叙事不仅在各自线索上有序行进，而且互振共鸣，共同奏响时代的主旋律。贺小莲与冷娃、稽子霖、刘武雄之间的感情纠葛，以及被贺小莲拒绝的冷娃最后成长为刘武雄手下的一名抗日战士，这些叙事线索的穿针引线，更是让两个叙事圈贴得更紧更圆润。渡船撞毁后，红色银行给贺麻子用一条新船进行实物贷款，让贺麻子这条线索又成为真实反映红色银行给予农民切实帮助不可或缺的重要情节。红色银行几次重要的渡河转移，亦都与贺麻子密切关联。甄排长在抗日战场上与日伪军之间的拉锯战等若干头绪，与刘象庚办银行、贺麻子摆渡等众多线索，经纬交织、相互缠绕，又均紧密聚焦于叙事主干。
卢卡契认为，总体性是长篇小说艺术内在的哲学基础^（5）。长篇小说的总体性越高，那么它的文学性就越强，其文学价值也就越高。《红色银行》的总体结构决定了其总体性必然是相当高的，它不像其他的主题小说、历史小说和行业小说那样，只是围绕一个主题，奔着一个单一的主题，去取材去组织人物和故事情节，而是小苗带土式的移栽，以一个中心人物和一个地方为园心，由近及远地一圈又一圈地去选择人物、铺设情节，呈现给读者的是一幅带着泥土芳香的打包式的原生态的社会生活图景。于是，作者的笔下就有了晋西北特有的地方文化和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八路军奋力抗战等作品中心主题之外的繁简适宜的叙述。质言之，《红色银行》多元而又主次分明的主题对作品的总体结构提出了特殊的要求，而作品的时空双向叙事之总体结构又为作品多元而又主次分明的主题之表达提供了可能。
网状结构是《红色银行》另一个重要的叙事特色。作品以刘象庚等人为正叙事中心，以黑峪口黄河渡口为副叙事中心，副中心服务于正叙事中心，正叙事中心带动副叙事中心，从而形成了“两点两纵多圈”的总体结构。作品架构既不显单薄亦不失之繁复，既有旁技又未逸出，繁简得当，为红色题材主题小说、历史小说和行业小说的总体结构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新的样式，此即《红色银行》叙事范式创新的又一重大意义之所在。

三、构造手法：写实与虚构

结构只是作品的架构，尚需添加砖瓦，方能构建血肉丰满的艺术大厦。对于长篇叙事性文学作品而言，构造手法的运用至关重要，有什么样的构造手法作品就会呈什么样的内在气质和外部面貌。“作为纪实类的长篇小说，如何调配纪实与虚构的比例，直接决定着作品的成色。”^（⁶^）作家们在创作主旋律主题小说、历史小说和行业小说的时候，往往会遭遇这样或那样的困境。由于史料占有的非全面性，加之对真实性原则的刻板固守，导致历史人物形象的不完整性与干瘪、人性描写深度严重不足、生活气息缺失等问题的产生。这是其一。其二，故事雷同，情节生硬。在过往的一段较长时期内，众多作家在创作红色主题历史小说的时候，大多拘泥于史实，在创作行业小说的时候又往往过于专注于行业之本身，充其量也就是采用案情加爱情，至多也只是工作加生活这样的模式，千篇一律，同质化严重，所能呈现的社会生活面十分狭小。其三，在一些人看来，正面人物是应该被肯定、被讴歌的，因此许多地方就成了叙事的禁忌，许多文学手法亦难以派上用场，否则就会造成对党和国家、军队形象的损害。事实上，如果对正面人物予以过多的性描写哪怕只是性心理的描写，就难免诬蔑、丑化甚至诽谤之嫌。以上认识问题或实际状况在人们创作或评价纪实性的主题小说和历史小说的时候表现得尤为严重。显然，造成上述困境的根源关涉文学创作的总体原则和指导思想，也就是文学创作的方法论。令人欣喜的是，作者张卫平积极开拓、勇于创新，争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通过创作实践修正了人们在文学观念上的一些偏差，在实践创新中丰富了红色题材主题小说、历史小说和行业小说创作的理论宝库。《红色银行》在构造手法的运用上，将真实的史料与虚构的叙事融合一体，巧妙地将史实性与文学性相结合，取长补短，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极大的提升了作品的审美价值和研究价值。具体说来，虚实结合手法的运用，对作品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既填补了历史的遗漏又成就了作品的文学品格。由于种种原因，一些历史事件的细节甚至是重大情节淹没于岁月的长河之中，为作家的创作造成了不小的困惑。然而，高明的作家并不为此所困扰。“张卫平以缜密的逻辑梳理开繁杂的史实事件，以生动的想象填补历史的缝隙和角落，用虚实相生的笔法追溯早期红色银行的历史”^（⁷^）。作者紧扣史料脉络，选取了一些重要人物、重要情节和重要事件来构筑作品。主人公、地下党员刘象庚肩负组织的重托，心怀报国救民之宏愿，在地下党员兴县县长张干丞、开明士绅牛照芝等人以及民众的鼎力支持下，创立了抗日救国的新银行——兴县农民银行。这些都是真实的历史。为了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文末附录了小说中真实人物的真实经历^（⁸^）。在此基础上，作者张卫平按照“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在一些人物的经历上做了一些小说化叙事^（⁹^），让虚构为历史拾遗补缺、赋能添彩。与此同时，作者还在另一叙事中心——黑峪口黄河渡口，虚构了贺麻子、小莲、冷娃等众多的人物，借以丰富和完善历史，让作品在保有历史真实的同时具有了相当的文学品位。作者围绕红色银行主题虚构了小莲、冷娃、嵇子霖等关联人物，他们的经历一波三折，从中展现了人性的真善美丑，既服务和烘托了作品的主题，又有效地增强了作品的文学含金量。为了再现兴农币的印制和发行的过程，作品专门引入了虚构人物美术教师牛菲菲。为呈现转移资金的真实场景，作者又专门设置了一个人物，这就是专司赶脚驮运的铁拐李。在兴农币流通环节，《红色银行》利用写实的手法，引用了边区政府为保证兴农币币值而颁布实施的各种法令，同时又设计船老大贺麻子摆渡接受过河费时收取何种货币等情节。所有这些，虚虚实实虚实结合，既填补了历史的漏洞又提升了作品的文学性，反过来作品的文学品格又成就了历史的周全与细致，诚如评论家张世勤在其《文学的中药铺子》一文中所言：“文学的介入，会让历史更加丰满。”^（¹⁰^）
二是既保有历史的真实性又具有故事的生动性。主题小说、历史小说和行业小说，毕竟不是政治理论读物、历史教科书和专业教材。为兼顾历史的真实性与作品的可读性，作者张卫平采用虚构与写实相结合的手法，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虚构了贺麻子、小莲、冷娃、牛霏霏、铁拐李等众多人物，并通过人物关系的设置和情节的敷设，让这些虚构的人物与真实的历史融成一体。同时，作者还运用真实而艺术的细节描写，给历史的这棵大树上添技加叶，让情节真实可信，让人物栩栩如生。贺麻子、小莲、冷娃这些都是作者虚构的角色，也是作者在作品中写得很成功的人物。晋西北底层百姓的心志秉性和追求向往，在这三个人物身上都有着最深刻的体现。作者把贺麻子的吃苦耐劳，冷娃的耿直木讷，小莲的漂亮活泼，均刻画得入木三分。书中第四章是这样描绘工人赶印钞票的情景的：为保密起见昼夜门板紧闭，“由于不通风，屋子里满是汽油、油墨的味道，地上到处是印坏了的废弃钞票。两个工人干得热了，索性脱掉上衣，光着膀子干活。实在忙不过来，白宝明也过来帮忙，脸上、手上全是黑乎乎的油墨。”封着门板、“光着膀子干活”和满身的油墨，这些细节把当时印钞任务的重要性和紧迫感、人手的短缺和工人的辛劳，都一一给鲜活地勾勒了出来，叙事灵动而又逼真。
三是既写出人物的多样性又写出了人性的复杂性。人物形象的缺失正是近年来包括主题小说、历史小说和行业小说在内的各类长篇小说饱受诟病的重点之一。《红色银行》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对人物形象的多样化和内在精神世界的深度挖掘与深刻展示。作者运用虚构与非虚构相结合的手法，不仅展现出我国早期金融事业波澜壮阔的奋斗进程，而且有力地刻画了在历史进程中以刘象庚为代表的红色金融早期开拓者的群像。作品以几个重要家族为主要人物谱系，重现了以刘象庚为代表的刘家、以牛照芝为代表的的牛家等家庭几代人投身抗日的爱国情怀。刘象庚从山西票号得到启发，在祖父建起的十六窑院，在兴县抗日政府支持下，携手张干丞等人，创办兴县农民银行，是一位有才干、有担当的地下共产党员。作品对这一历史人物的呈现既真实又丰饶。牛照芝将牛家老宅捐给晋绥边区政府，筹备、组建兴县产销合作社，又以自家的复庆永商号为基础，积极应对晋西北日用物质紧缺之困难，为兴县农民银行的建立和发展壮大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刘家、牛家的儿女们刘亚雄、刘竞雄、牛荫冠、刘佩雄、刘武雄等系列人物，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前赴后继地投入伟大的抗日战争，个个形象高大，人人个性鲜明，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作者笔下的国民党少校军官刘武雄的形象尤为丰满。这位年轻的军官虽然喜欢小莲，但并没有胡来，后来还救了备受小莲喜爱的冷娃。在遭遇日军包围后，刘武雄率军战至最后，弹尽粮绝，舍身跳崖，堪称悲壮，当属英雄。如前所述，小说除了成功刻画数位正面人物外，还塑造了稽子霖这样一个叛徒角色。总之，《红色银行》人物形象鲜活，性格丰满立体，不愧为是一部为红色银行人、抗日英雄树碑立传的红色精品。
为了有效地克服过往主旋律小说人性揭示上的缺憾，《红色银行》双管齐下，一方面采取多种措施，大力突破红色题材主题小说、历史小说和行业小说的叙事禁区，对正面人物进行合适的得体的日常叙事，使笔下的主要人物真正成为一个正常的人、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另一方面通过对底层生活的书写及其日常生活的叙事，着意探索人的精神领域，努力在世俗生活的深描中深度展现人性之美或人性之恶，以最大限度地弥补正面人物人因其身份的特定性而难以避免的人性深描上的些许欠缺。作品最令人难以忘怀的当属有关小莲的情感描写。小莲美丽善良又天真娇羞，冷娃体格壮硕而憨实少言。深受传统思想影响的两个人互相喜欢却羞于开口，这却给了嵇子霖可趁之机，使得后来者居上。殊不知，身为国民党军官的刘武雄也爱上了小莲。所有这些迫使小莲不得不思考和审视起自己的感情来。小说用较大的篇幅描写了小莲的思想波动过程。小莲认真地比较了刘武雄、冷娃和嵇子霖三个人，情感此起彼伏，拿定主意后美美地洗了个澡，又特地抹上了平日难得一用的雪花膏。在这些文字里，少女特定时刻的特定心理活动活灵活现的给呈现了出来。作品对嵇子霖被日寇俘虏后受到胁迫、在民族大义和父母妻儿之间痛苦抉择的描写同样真实而深刻，很好地展现了人物思想感情的复杂牲，大量的心理独白和剖析使得人物形象更加生动饱满，人物丰富的情感变化凸显出人性的真善美与假丑恶。来自外乡的兴县中学美术老师牛霏霏，秀外惠中、敏感内向，在受到欺凌时遇到了挺身而出的甄排长，因感激而对甄排长心生暗恋之情，而身边的铁拐李也一直默默地暗恋和照顾着她。这无疑给牛菲菲带来了精神上的困惑。作品对牛霏霏情感的深刻描写，既彰显了革命者以革命利益为重的崇高品质，又充满了人性的光辉。
虚实结合是《红色银行》叙事范式的第三个创新之处。贺绍俊近期在其《以神圣想象还原真实的英雄传奇——评庞贝的长篇小说新作<乌江引>》^（1¹^）一文中指出：“庞贝模糊了纪实和虚构的界限，从而达到了一种还原历史细节真实的效果，让我们看到了文体突破的积极意义。”据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作者张卫平敢为人先，其所创作的长篇小说《红色银行》，为我国当下红色题材主题小说、历史小说和行业小说的创作开创了一种崭新的文体范式，此即《红色银行》叙事范式创新意义之第三。

注释

    （1）刘小波，储福金《念头》：主题的多元与阐释的趣味，文学当代微信公众号。
    （2）李浩，“复调”的可能性，《长城》2020年12期。
    （3）韦金石，长篇小说《人世间》间架结构论，获第十七届紫香槐杯全国网络文学征文大赛二等奖，韦金石系作者笔名。
    （4）杜海燕，《红色银行》叙事线索的拆分与重构，山西文学院（山西网络文学院）微信公众号2022年第 1期。
    （5）转引自：陈培浩，探索从个体通往时代和历史的通途——当代文学创作美学转型的一种观察，《光明日报》2021年5月5日。
    （6）吴言，金融红色基因的发掘与传承——评张卫平长篇小说《红色银行》，山西文学院（山西网络文学院）微信公众号2022年第12期。
    （7）马媛慧，真实与虚构的共振协奏——简评张卫平长篇小说《红色银行》，山西文学院（山西网络文学院）微信公众号2022年第7期。
    （8）此与发表于《收获》长篇小说2022年夏卷的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千里江山图》除了正文部分之外，还有两个附录和一个没有被明确地标记为附录的附录，从而有效地增强了叙事的真实性。由此可知，《红色银行》与后来者《千里江山图》在虚实结合这一创作手法的运用上不谋而合。
    （9）张卫平，历史的回响——长篇小说《红色银行》创作侧记，山西文学院（山西网络文学院）微信公众号2021年第3期。
      （10）《长江丛刊》2022年7期。
（11）贺绍俊，以神圣想象还原真实的英雄传奇——评庞贝的长篇小说新作《乌江引》，《文汇报》2022年6月26日。庞贝以中国工农红军军委二局为原型创作的长篇小说《乌江引》，由《人民文学》杂志2022年3期首发，《当代·长篇小说选刊》《长篇小说选刊》相继全文转载，人民文学出版社、花城出版社2022年2月出版。也就是说，《红色银行》先于《乌江引》问世，这是其一。其二，同时也表明《乌江引》与《红色银行》一样也采用了纪实与虚构相结合的创作手法。其三，可以预见，《红色银行》《乌江引》《千里江山图》等作品的问世，极有可能触发我国当代红色题材主题小说、历史小说和行业小说叙事模式的嬗变转型乃至迭代变身。红色题材主题小说、历史小说和行业小说创作的新经验或将成为新时代中国文学叙事战略与叙事战术重要的变革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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