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创新，成就一代诗坛翘楚

——试析李商隐诗歌创作中的借鉴之路

韩惠民

古今大量事实表明，在文学领域，模仿继而创新，亦或在模仿中创新，仍不失为人们走向成功的一条捷径。正如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思想家亚里士多德《诗学》中所言：“学习是从模仿开始，到创造结束”。这就明白无误地告诉说，学习的过程，始于模仿他人，是在体会、借鉴他人成功的经验的同时，融入自身的直接经验、体悟与思考，找到事物的真谛乃至规律，从而不断萌发展现出自身内在的创造力和独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晚唐诗人李商隐，正是依傍这样的有效路径，站在心仪的巨人的肩榜上，吸取、传承其神韵精髓，为我所用，拓而展之，一步步攀上了唐代诗山的峰颠。
视诗歌创作为一种生命现象，一种生命的存在方式，诗人李商隐别无选择地将自身的全部心血，倾注其中。人生的苦难，世事的莫测，官场的险恶，心灵的煎熬，这些独特的存在，迫使他在古往今来的人流中找到自己气声应求的灵魂伴侣，在惺惺相惜中找到自己情感渲泄的喷口和方式。这种喷口和方式，自然是属于他们一类的、带有别于他人的固性特质，从而形成了自身独有的诗作风格与品性。可贵的是，李商隐在亲历岁月的相伴下，汲汲于心，殷殷情涌，青自蓝出，玉汝于成，终于在心灵的表白诉说中，谱出了一曲曲光耀日月的绝妙华章。
早效李贺，间仿韩愈，后学杜甫，在毕恭毕敬的虔诚中，在孜孜不倦的心灵互动中，李商隐兼收并蓄，集人所长，一步一步地完成了自己人生的蜕变，相伴于诗歌创作，则实现了殊惊世间的华丽现身。
中唐诗人李贺的悲苦人生，深深唤起了早年李商隐心中的悲悯情怀。命短情烈的怪诞诗风，更使他心旌荡漾，情同己出，屡屡颤抖不已。  李贺病夭时，李商隐刚刚四岁，两人并无交集。但相似命运的感同身受和李贺心血凝成的壮丽诗篇，如强磁般，日后紧紧吸引着这位稚子少年的目光和心弦。
李贺，字长吉，洛阳昌谷人氏。少年李贺长相怪异，通眉长爪，却天资聪颖。七岁能诗，得到诗坛大伽韩愈的赞赏，十五岁时便已誉满京华了。李贺年未弱冠时即遭父丧，家境贫寒，生活窘迫，更有甚者，因父名忌讳满腹诗书的他，却难入科考之门。后来父荫得官，从九品小吏“奉礼郎”，三年京官又入幕三载，其余大部时间或四处游访漂泊，或抱病卧守家中。未能参加进士科考对李贺打击很大，加之父丧妻卒，仕途困厄，功名无望，长期于忧愤孤激中苦熬度日，致使二十七岁夭亡。李贺的诗作，虽然不乏对现实的揭露抨击，但更多的是抒发内心一种跃然博动、难以遏止的生命力，一种勃发鼓荡、骚动不已、不喷发不得以安宁的炽烈情感。既有“男儿屈穷心不穷”、“少年心事当拏云”的豪言壮语，又有“我当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谢如枯兰”的消沉愁思。既有“黑云压城城欲摧”、“天若有情天亦老”的千古佳句，又有“秋坟鬼唱鲍家诗”、“鬼灯如漆点松花”的诡异联想。因其诗作重在以古寓今，联想丰富，文字瑰丽，极富浪漫情思，李贺被称为“诗鬼”，其诗作亦被称为“鬼仙之辞”“长吉体”。
可想而知，李贺的人生遭际和情感骚动，自然会引起李商隐的同情和兴趣，更能激起他内心强烈的共鸣。他和李贺一样，都有着自诩为皇室远房后裔的荣耀，却又命运困厄，因而两人灵魂上比较贴近，对社会百态、山川万物都有一种相似的敏感，一种郁积忧愤难以排遣的苦闷。李贺情自心出的诗作中，沉闷无解的困惑、心灵搏动的鼓呼、超然物外的浪漫以及奇绝难测的想象，无时不像浪拍礁石般冲击着李商隐的内心。成年后，他怀着怜悯敬仰之情，精心撰写《李贺小传》，深发其“才而奇者，帝独重之，而人反而不重耶”的天问之慨。由人及己，怀才不遇的感伤，跃然纸上。
爱屋及鸟。李商隐自然将李贺的诗作视为珍宝。在频频诵读的过程中，或者骤然而停，驻目疑视，或者掩卷低吟，锁眉沉思。诗中的奇妙想像和瑰丽辞句，常常使他玩味再三赞赏不已。蕴含的悲苦情思和情感波澜，又常常触发心痛，不禁黯然泣下。时日流淌中，李商隐感觉李贺的好多诗，宛然是在写自己，又如同自己的笔端流出。慢慢地，他由赞赏、喜爱到自觉不自觉地、最后刻意为之地研习仿学起来。先从谋篇构思、形式章法、奇词妙句起步，再从浩瀚联想、修辞意境、气势神韵进一步斟酌探讨，力求形似神似，维妙维肖。为着鼓起自信，他仿学的第一首五言小诗，索性命名为《效长吉》。效仿李贺的风格，着意塑造一位孤怨凄苦的宫娥形象，中联“镜好鸾空舞，帘疏燕误飞”，人称颇见长吉韵味。为着委宛地表现自己早年的青春冲动和朦胧恋情，他依样画葫芦，连续写出了《碧城三首》、《燕台诗》及多首《无题》。后来迫于国运时势聊发感慨，又写出《河阳诗》、《烧香曲》及《无愁果有愁曲北齐歌》等等篇什。诗中不乏丽辞妙句联珠缀玉，更可见意蕴深厚气势非凡。诸如“黄河摇溶天上来，玉楼影近中天台”、“阆苑有书多附鹤，女床无树不栖鸾”、“西来欲上茂陵树，柏梁已失栽桃魂”以及“骐驎踏云天马狞，牛山撼碎珊瑚声”等等，翻阅诸诗随处可见。正是这些仿学之作，初显其深情绵邈、隐晦宛曲诗风的雏型。再看这首《宫辞》：
君恩如水向东流，得宠忧移失宠悲。
莫向尊前奏花落，凉风只在殿西头。
晚年成就的这首小诗，以得宠失宠之情境变幻，来展现昔日宫妃命运之悲惨与无奈。本意却是暗讽官场朋党之争中，得势的一方，终其命运仍难逃同样悲惨的结局。完全是李贺笔法，含蓄有味，绵里藏针，意蕴深长。足显李商隐的仿贺之作，已得其神韵，迹痕全无，宛入炉火纯青之境。细心之人还可品出，诗作似乎刻意将李贺诗作中的单点连成情线，将意象化为意境，缠绵委曲中意旨凸现，言尽而意味无穷，实实地酷似李贺而又高于李贺矣。
早年在处士叔调教下，苦读经书谙习古文时，仿学韩愈，便成为李商隐一门不可或缺的功课。韩愈作为古文运动的一面标帜，其文以载道、文必经史的文学主张和词由己出、唯陈言之务去的基本要求，早已为士人奉为经典尊崇备至，李商隐自然也会铭记于心笃定于行。自古诗文相通。李商隐在研读领悟韩文博大精深的同时，又为韩诗以文为诗、巧发议论、遣词奇崛、气势恢宏的特色所吸引，在钻研仿学韩诗方面也兴致甚浓，颇下功夫。
走上仕途后，李商隐对韩愈文武兼备走过的道路及抒发的感慨诗文，尤感兴趣。特别对其爱憎分明不平则鸣的行事风格，极为赞赏。元和十二年中央军平叛淮西后，宪宗皇帝钦命亲历者、时任行军司马的韩愈，撰文碑铭这一历史功绩。韩愈遂有《平淮西碑》铭勒于世，碑文盛赞唐皇盛运下宰相裴度挂帅出征、将帅同仇敌平藩而铸成的千秋功业。殊料事后宪宗听信谗言，命人抹去韩碑，另立新碑。时隔多年，洞悉韩愈为人和诗文风格的李商隐，心中为此愤愤不平。遂以韩诗风格，赋成古体长诗《韩碑》，以泄对心中偶像韩愈崇拜敬仰、对其碑文怀念赞赏之情怀。长诗一反自己隐晦幽深的抒情诗风，而是平直诉说，叙议相兼，行文流畅而寓意至深。在赞颂吾皇宪宗、宰相裴度的伟大功绩及韩碑不朽价值的同时，末尾又抒发出对韩愈其文其人的敬仰缅怀之忱：“公之斯文不示后，曷与三五相攀追。愿书万本诵万过，口角流沫右手胝。传之七十有二代，以为封禅玉检明堂基”。当世及后人有论者认为，“樊南奇绝是《韩碑》”。可见《韩碑》确为李商隐诗系中鲜见的写实叙说篇章，却又是蓄意仿韩、坦露心机的经典之作。
尽管与主流风格相左，但韩愈刚直率真的性格和险峻奇崛的诗风，仍不时在李商隐心中引发共鸣，激起一阵阵难以消退的涟漪。因而他的诗歌创作中，不时可见仿韩之作闪烁而至。每逢激起动心撼肺的情感波澜，他都以仿韩长诗以记怀。
李商隐早年离开入令狐幕府后，继入华州崔戎幕府供职，沐浴幕主的恩惠，使他终生铭记难溟。崔戎对他厚爱有加，其二子崔雍、崔兖与他日夜相伴，更是结下了手足之情。崔戎迁任兖州观察使后，李商隐自是欣然随行。殊料崔戎五月到任六月不幸病殁，他悲痛无奈而返。次年，科考落第后他情绪消沉，先是遥寄悲声，向崔雍、崔兖聊发“留得枯荷听雨声”的哀叹，继而前往宅邸，再向恩师深发奠祭之情。《安平公诗》就是此时李商隐奠师感慨之作。诗作釆用韩诗笔法，叙议相兼，依时间的递进为序，顺写自己两入幕府的经历和得到的厚待，描述了与恩师的深情厚谊，表达了真诚敬仰和深切悼念之情。长诗末尾叹曰：“古人常叹知己少，况我沦贱艰虞多。如公之德世一二，岂得无泪如黄河。沥胆咒愿天有眼，君子之泽方滂沱”！诗作足显韩诗之精髓，于平实不惊的笔触中，冲天巨澜扬波而起。
开成二年科考及第的好友中，有一位擅长画松的诗人李肱。为表庆贺之忱，遂将自己一幅泰山青松画，赠予李商隐。目睹画中青松之伟拔飘逸，傲立于岩缝之中，展现出凛然冲天之势，李商隐触景生情，由松喻人，由人及己，引发出万千感慨，遂以长诗《李肱所遗画松诗书两纸得四十韵》记之：“……孤根邈无倚，直立撑鸿濛。端如君子身，挺若壮士胸。樛枝势夭矫，忽欲蟠拏空。又如惊螭走，默与奔云逢”。诗中用词之险僻，喻示之神妙，意象之奇特，气力之雄健，真真又如韩诗雄风之再现。
世事难测，回峰路转。大中三年初冬，时任周至县尉补调京兆府曹掾的李商隐，于消沉无望中收到了武宁军节度使卢弘正的入幕邀请。抵达徐州治所后，他勤谨敬业，恭谦待人，在幕府广受赞誉。幕主辟他为节度判官，还奏请从六品下侍御史宪衔。众同僚都与他和善相处，亲密有加。如此氛围，他喜之不尽，百感交集中，一首七言歌行体仿韩古诗《偶成转韵七十二句赠四同舍》，便从笔端汩汩流出。诗中每四句一转韵，畅言直叙却饱蘸深情，白描铺陈却不时扬起波澜，韩诗的风格特色应显尽显。开篇便直言快语：“沛国东风吹大泽，蒲青柳碧春一色。我来不见隆准人，沥酒空余庙中客”。尽管徐州大地柳色青葱春意盎然，我这屡经沧桑之人，只能以酒浇愁。铺展开来，下面便是一波三折，起伏跌宕中尽显真情。“诘旦九门传奏章，高车大马来煌煌”，“征东同舍鸳与鸾，酒酣劝我悬征鞍”。极言幕主对自己的盛情相邀，高规格接待，同室四友也尽显鸳鸾之情，热情相慰，劝自己入幕为安。回顾此前一连串坎坷遭遇，“我时憔悴在书阁”，“明年赴辟下昭桂”，“顷之失职辞南风”，“天官补吏府中趋”，真是一步一叹，不堪回首！尽管如此，自己始终未泯报国之志，到得徐州幕府更是乐不自禁。“爱君忧国去未能”，“此时闻有燕昭台”，“且吟王粲从军乐，不赋渊明归去来”。畅言自己不仅谙熟赋诗著述，也极具从戎卫国之豪情。此时的誓言，就是一心与幕主和同僚一道，同心戮力，平叛维稳，保卫国家，共谱青史。正如韩诗特有的激越澎湃、阳刚豪放诗风一样，这首长诗，通篇不乏山峦嶙峋、锋芒尽显的辞句，更见平白如话中隽永悠长的意蕴。诸如“斩蛟断璧不无意，平生自许非勿勿”；“依稀南指阳台云，鲤鱼食钩猿失群”；“我生粗疏不足数，梁父哀吟鸲鹆舞”；“收旗臥鼓相天子，相门出相光青史”等等，不胜枚举，活脱脱一首韩昌黎雄诗的再版！
一生多情总吟诗。纵观李商隐诗风品味如何转变，或隐或显或疏或密，一个不变的坐标仍是绕不开的韩愈。是仿学韩愈的诗风品格，是韩诗的神韵精髓，助力他的诗歌呈现出绚丽多姿的风彩。
在《樊南甲集》自序中，李商隐曾赞誉“韩文杜诗，彭阳章檄……人或知之”。说明在整个唐代诗坛，他钟情于杜甫杜诗，耿耿于怀，情思难忘。尤其是在他成年后心之相随口之所吟，无不以“工部”为师、“少陵”是范，谈吐举止中，由衷的喜爱、敬佩之情溢于言表。
世间爱憎都有其渊源。李商隐尤为喜爱杜甫杜诗，自有其发自内心的无法取代的情感。这种情感，完全是基于心灵互见、两情相悦的认同与景仰。自他始读诗书起，就与杜甫结下了不解之缘。相似的身世，相同的命运，相近的人生轨迹，将他们二人的心紧紧地拴在了一起。这两位出生相距整整百年的忘龄人，“公先真帝子，我系本王孙”，二人都有着李唐皇室远房贵戚的渊源，都有着至亲在获嘉任过县令的光环，都有着客居四川、成都的难忘经历。这些就是使李商隐与杜甫结缘的天作之合。更重要的是，二人还都有着多舛的人生和坎坷的仕途，都有着反映社会现实关注百姓民生的初衷使命，都有着强烈的报国之志和怀才不遇久久难以抚平的忧愤，这就更使得二人的心脉律动、气声应求极度相吻，成为须臾不能离开的知己。心之使然，李商隐遂视杜甫为灵魂伴侣，成为他时时观之照之、一步一趋的楷模。
入仕报国，是李商隐与杜甫共同的政治抱负。仕途阻隔心怀忧愤，在人生之途中，二人都以诗言志吟歌抒情，都视诗歌创作为终极使命。“致君尧舜上，再使世风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杜甫忧国运，叹黎民，终其一生都为此喋血而歌，其诗其人被奉为“史诗”、“诗圣”。“我愿为此事，君前剖心肝”（《行次西郊作一百韵》），李商隐入世报国的铮铮誓言，使他在以诗抒怀畅述胸臆中，仿效先贤尤其以杜甫为偶像，仰其胸怀，体其神韵，仿其技巧，勤奋不辍，在以诗明志、以诗奉世中呕心沥血。
关注国运时势，抒发报国豪情，是李商隐诗歌创作中仿学杜甫的内含主题。“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咏怀古迹·二》），杜甫身处困厄仍心怀天下的崇高与广阔，使李商隐敬佩之余不忘自激自励。“又闻理与乱，在人不在天”（《行次西郊作一百韵》）；“人生岂得长无谓，怀古思乡共白头”（《无题·万里风波一叶舟》），是他仿杜之深情平生不忘孜孜报国之心。“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登高》）；“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蜀相》），杜甫以豪情万丈的气势胸襟，使文弱书生李商隐同样激情荡漾意气风发。“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安定城楼》）；“将来为报奸雄辈，莫向金牛访旧踪”（《井络》），同样是以身报国、荡平藩镇的铿锵心声。，
杜甫以丰富多样的艺术于法，为其诗作赋予了神奇的艺术魅力，使得李商隐在顶礼膜拜中，悉心传承，精于活用，于仿学中竟创出新的样式。在构思谋篇中以奇制胜，工于用典，善赋比兴，运用多种技巧，使诗作容颜焕新魅力四射，李商隐仿杜可谓青出于蓝、不逊于蓝、甚至胜出于蓝。一首七绝《咏史·北湖南埭水漫漫》，句句有典，极尽南朝三百年的风雨变幻。一首七律《泪·永巷长年怨绮罗》，通篇无一泪字，却以六典喻六泪，烘托出自身一事无成的自惭之泪。杜甫擅用的“隔字音叠”法极情尽意，诸如“南京久客耕南亩，北望伤神坐北窗”（《进艇》）；“却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于循环往复中抒发深情。李商隐也是深谙此道，运用起来悠然自如：“纵使有花兼有月，可堪无酒又无人”（《春日寄怀》）；“座中醉客延醒客，江上晴云杂雨云”（《杜工部蜀中离席》），則愈显诗情鲜活，宛曲生动而意味深长。杜甫在七律诗中首创“句中对”表现手法，李商隐拓而展之，索性专以“句中对”吟咏成诗。其《当句有对》诗曰：“密迩平阳接上兰，秦楼鸳瓦汉宫盘。池光不定花光乱，日气初涵露气干。但知游蜂饶舞蝶，岂知孤凤忆离鸾。三星自转三山远，紫府程遥碧落宽”。诗中八句皆自为对，字对意对韵律对，且集用典、象征、明示、暗喻多种艺术手法于一体，实为仿学杜诗技巧之不可多得的集大成之作。
李商隐仿学杜诗可谓用心最苦，用功最深，当然成果亦是最丰。尤其是在供职梓州幕府的五年间，他遍游四川的名山大川，梓州、利州、益州、渝州等等，凡是杜甫走过住过歌咏过的地方，他都用踋去跋涉，用心去丈量，用灵魂用生命去体味吟咏。杜甫客居于此六年间的诗歌创作，有着对巴山蜀水自然美景的呕歌，更有着对时局的关注，对社会人生的深入思考及感情抒发，其笔端流出的优秀诗篇，在内容上愈显丰富而深刻，在艺术上更是臻于完美。尤其是他的七律诗作，以《登高》、《蜀相》等巨制为代表，标志着古代近体诗创作的成熟与完善，营造出古代律诗创作异峰突起、叹为仰止的高峰。其沉郁顿挫的格调、豪壮强劲的气势、撼人心魄的情感和多重隽永的意味，创造出七律空前完美的境界。同样，李商隐入川五年间，自是对此格外的重现与珍惜，也为之倾尽了过人的精力与心血。期间创作的诗篇，诸体皆备，成果斐然，尤其故地思故人，身临其境的体味，沉溺其间的把玩，使他对杜诗七律的气息神韵、节奏协律等等无形密笈，有了独到的领悟与把握，付诸于笔墨实现了新的突破。试看：“人生何处不离群，世路干戈惜暂分。雪岭未归天外使，松州犹驻殿前军……”（《杜工部蜀中离席》），杜诗的沉郁顿挫、气韵铿锵犹响耳边。“……管乐有才真不忝，关张无命欲何如？他年锦里经祠庙，梁父吟成恨有余”（《筹笔驿》），其气息悲壮、韵味沉雄犹如杜诗流出。还如“……花须柳眼各无赖，紫蝶黄蜂俱有情。万里忆归元亮井，三年从事亚夫营……”（《二月二日》），美景秀色中反衬人心的孤寂无奈，何等地令人伤悲！“……楚雨含情皆有托，漳滨多病竟无憀。长吟远下燕台去，唯有衣香染未销”（《梓州吟罢寄同舍》），情思绵绵绕梁不去，归心似箭而又情谊难忘，缠绵绞织中尽显杜诗的意味悠深。再看这首梓州秋后之作《写意》：
燕雁迢迢隔上林，高秋望断正长吟。
人间路有潼江险，天外山惟玉垒深。
日向花间留返照，云从城上结层阴。
三年已制思乡泪，更入新年恐不禁。
相隔万里的孤鸿归燕，北望京华而不得的含泪悲泣，诗人的内心该是何等的痛伤！遥相回顾，路险山深，暗喻着官场形势的险恶和人生之路的不堪回眸。近看眼前，花照云阴，面对孤寂难耐、念子思家之心该是何等的急切。尤其是孤身入梓以来，悼妻之痛时时绞杀于心。时已三年，每逢七夕，先后都以《辛未七夕》、《壬申七夕》和《七夕》三诗深情相悼，怀乡思妻之泪总算为理智所强抑；而今逢秋寂寥，新的一年里这种悲苦忧愤的心绪，无奈哀叹，怕是再也难以控制了。
全诗紧循杜诗写意的气息和路子，以深秋怀乡为题，站高望远，意境阔大。抒发羁愁之恨，绰约有致，深沉而苍莽。善于运用象征、比兴多种手法，以意象营造意境，融情境叙写的凄美与直抒胸臆的壮阔于一体，既显曲折凄恻的柔美情思，又见深沉崇高的悲剧之美。足以说明李商隐这位“深得藩篱”“惟一人”，仿学杜诗已然力透纸背、臻于化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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