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东野圭吾的推理小说以注重对性格丰满而矛盾的“人”和当代社会的全景展现而著称，紫金陈作为我国新晋推理小说家，创作受到东野圭吾的影响，也体现出明显的“社会派”的特点。本文从中日两国社会派推理小说的发展脉络出发，探讨东野圭吾的《白夜行》和紫金陈的《坏小孩》共同反映出的未成年犯罪、受害者变施害者、利己主义三个社会性主题，并进行反思。
关键词：《白夜行》；《坏小孩》；推理小说；社会派

日本作家江户川乱步认为，推理文学的本质主要是一种靠逻辑性地、渐渐地解开有关犯罪的难解的秘密，并以这一路径中的趣味性为关键的文学。各个国家最初的推理小说也大都以还原作案手法为主要内容。可犯罪不可避免地暴露着人性里丑恶的部分，社会派推理小说正是突出了犯罪动机背后的社会因素，展现出深刻的社会意义。作为社会派推理小说家，东野圭吾和紫金陈的小说所反映的社会性主题具有不约而同的指向性。
一、  社会派推理的中日历史溯源
推理小说最开始是在欧美国家盛行，一般认为1841年美国作家爱伦发表的《莫格街凶杀案》是全世界最早出现的推理小说。对中日来说，推理小说都属于近代的“舶来品”，但两国推理文学的发展情况却十分不同。
从欧美侦探小说进入日本后，日本推理的发展就从未停歇，流派众多，包罗万象。在社会派前的日本推理文坛的主流，通过逻辑性推理解决谜团的本格派和涉及奇怪、幻想、变态心理、秘境的变格派，各有各的高光时期。二战后的日本，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对理解自身所处的现实社会都有强烈的欲望，对揭露社会的黑暗面、解决各种冲突与矛盾有迫切的需求。社会派推理小说就是在这时出现的，其标志性的开端可追溯至1957年松本清张《点与线》的发表。松本清张曾在《推理小说的读者》中指出：过去把犯罪动机千篇一律归结为个人的利害关系，比如金钱争斗，爱欲关系等等，成为模式化的程式，没有特殊性。因此他主张“在犯罪动机上加入社会性的因素。如此一来，推理小说将更具有广度与深度，某些时候还可展现出问题意识。”社会派并不重点描写案件的表层叙述和手法还原，而是依照社会视角创作，挖掘犯罪动机背后的社会根源。这样一来，以演绎社会性主题为目的，以推理为创作手法的社会派就将推理小说的读者从推理迷扩展到整个社会。
中国近代推理小说的发展，并未像日本一样有着连贯的过程，也尚未形成本土化风格，主要还是遵循古代公案小说传统，充满离奇色彩，缺少推理过程，或是译介国外的推理小说，作者的创作也未能形成体系流派。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来自欧美、日本的优秀推理小说重又被系统地译介，日本的社会派推理也进入中国，中国的推理文学才相当于重新起步。社会派推理作品具有较强故事性，较之本格派、变格派等没有过多严谨的逻辑推理，可读性较强，其受众也更广，因此格外受中国出版人的青睐。过去中国对于社会派推理一直以来是接受的状态，进入二十一世纪，互联网的普及为社会派推理小说在中国提供了创作和发展的平台，越来越多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派推理作品进入我们的视线。
二、  东野圭吾与紫金陈
社会派推理动摇了以“谜”为中心的传统，作为推理文学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因此后期松本清张打出了“新本格”的旗号，试图纠正社会派热潮下推理文学“空洞化”的问题。“必须恢复推理小说原来的性格”并不是单纯地回归战前时代的创作，而是以本格推理为基础，在此框架上融入一定的现实性、社会性要素。与新本格派作家同时成长起来的东野圭吾在高中时代受到松本清张等社会派推理小说的影响，他的创作在初期以本格推理为主，后期写法则更加质朴现实。《白夜行》被认为是其向社会派推理小说的转型之作，此后他创作了《信》《虚无的十字架》《嫌疑人X的献身》等大量典型的社会派推理作品，塑造了一个又一个既富有个人特色，又反映普遍性问题的立体人物，打破了本格推理人物脸谱化的桎梏。东野圭吾的社会派推理作品中手法也都严密可行，富有逻辑和创新之处，兼顾了推理与社会性。
紫金陈在成名后被广大读者称为“中国的东野圭吾”。他的创作也确受到了东野圭吾的影响，在采访中称东野圭吾是其精神上的“职业领路人”，一开始的创作也是模仿他的风格和他的成功经验。他认为“东野圭吾的成功经验是商业化。”“情节好看是第一位，这是我从东野圭吾身上学到的经验。和东野圭吾不同的是，我的作品会植入更多中国元素。”紫金陈承认自己的推理小说创作之路受到了东野圭吾的很大影响，其作品的风格也多偏向于社会派推理，更重视对人性的剖析。
三、  《白夜行》与《坏小孩》的社会性主题分析
（一）未成年犯罪
两书中都塑造了“坏小孩”的形象，涉及了未成年犯罪的社会问题，东野圭吾和紫金陈通过细腻的笔触，揭示了这些孩子如何从无辜的受害者一步步走向犯罪的深渊。在《白夜行》中，桐原亮司的童年被父亲的罪恶彻底摧毁。年仅11岁的他，目睹了父亲对好友雪穗的侵害，内心的恐惧与愤怒促使他拿起长剪刀，亲手结束了父亲的生命。而雪穗，她的母亲为了金钱逼迫她出卖肉体，最终雪穗选择了用煤气中毒的方式结束了母亲的生命。这两个孩子的犯罪行为，看似极端，实则是对家庭暴力和伦理崩塌的无声反抗。《坏小孩》里朱朝阳及其伙伴丁浩、夏月普在三峰山游玩时，偶然录下张东升谋杀岳父岳母的视频，并以此勒索三十万。因家庭矛盾激化，朱朝阳对父亲及其“小三”产生极端情绪，误杀二人的女儿朱晶晶。面对“小三”的挑衅和父亲的偏袒，朱朝阳绝望之下诱导张东升杀害了其父与“小三”，最后朱朝阳还反杀了张东升。
电影《坏种》的导演茂文·勒鲁瓦将“坏小孩”的负面性格限定在孩童欲望的失衡状态上，在相应的家庭观的附和下，为“坏小孩”找到现实依托。林秀在评价《坏小孩》影视改编的《隐秘的角落》时称：“首先，一切都建立在没有人是天生的恶童这个前提下。创作者否定了‘本能的恶’这一人性议题。人们更愿意相信‘人之初，性本善’，相信小孩更是人畜无害，所有人都绕过了少年没有来由却足以让人脊背发凉的恶意。”“Keigo is keenly aware of the social problems brought about by the loss of family and the constraints of ethics.”这都表明了导致未成年犯罪重要的社会因素之一是后天教育的乏善。未成年的生活简单，主要生活场景为家庭和学校，两者都是未成年教育的主阵地。可书中的犯罪的“坏小孩”，他们的家庭往往伦理混乱，存在背德行为，父母不仅没有给予孩子关爱和教育，甚至对孩子的身心迫害；他们的校园生活也伴随着孤立霸凌，老师存在不明是非的情况，丁浩和普普所在的孤儿院这种情况更甚。
这些孩子的犯罪行为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为了反抗或改变当前生活的犯罪，如三人组敲诈三十万；二是被事件或言语刺激后的激情犯罪，如亮司弑父和朱朝阳失手误杀朱晶晶；三是出于复杂情感和社会原因的预谋犯罪，如雪穗弑母和朱朝阳弑父。这些犯罪行为背后，隐藏着成人世界对孩子的忽视与误解。孩子们利用成人对他们的单纯印象进行伪装，最终走向了无法挽回的深渊。这也该引起我们的反思。东野圭吾在初中时赶上了“疯狂的第二十四届”“坏学生军团”的恶劣行为不胜枚举。紫金陈也在采访中表示：“我也是单亲家庭的孩子，在小城市长大，小时候瘦小、懦弱，遇到欺凌不敢反抗……当懵懂的孩子受到一些伤害，会比成年人更容易走上歧途，这就需要特别关注家庭、教育等多方面因素对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亲身经历让他们更加关注家庭、教育对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通过这些“坏小孩”的故事，我们不禁要问：是谁将他们推向了犯罪的深渊？是家庭的冷漠，还是社会的忽视？或许，正是我们每一个人对孩子的忽视与误解，才让他们在黑暗中迷失了方向。
（二）受害者变施害者
《白夜行》中的亮司和雪穗，以及《坏小孩》中的朱朝阳，他们的命运轨迹令人唏嘘不已。这些角色从无辜的受害者逐渐蜕变为冷酷的施害者，背后隐藏的是社会与家庭的双重压迫，以及人性在极端环境下的扭曲与异化。
亮司和雪穗的童年充满了黑暗与创伤。亮司目睹了父亲对雪穗的侵害，雪穗则被迫在母亲的逼迫下出卖肉体，这些经历不仅摧毁了他们的童年，也扭曲了他们对世界的认知。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从受害者逐渐蜕变为施害者，这种转变令人唏嘘不已。东野圭吾通过这两个角色的命运，揭示了社会对个体的压迫如何将善良的孩子推向犯罪的深渊。他们策划和实施了一系列犯罪行为，包括谋杀、盗窃、诈骗等。后期亮司完全为了雪穗而活，袭击川岛江利子、伪造银行卡、杀害西口奈美江、盗版东西电装技术专家系统、杀害今枝直巳、陷害筱冢一成、杀害唐泽礼子、袭击筱冢美佳，还有为雪穗提供阳性验孕器、阻碍高宫诚与三泽千都留、制作窃听器、安排高宫诚和三泽千都留重逢、提供股票内幕等等，不是帮助雪穗扫除各种障碍，就是考虑如何更快地挣钱，亮司的牺牲令人动容，但他的行为也渗透着人性和社会的黑暗。而《坏小孩》里朱朝阳真正转变为施害者是在决定弑父时，长期积压的不满和寒心化为对父亲的仇视。他几次提到“反正我还不满14周岁，不用承担刑事责任”，对法律的蔑视给了他借张东升加害父亲的“底气”和“保障”。最后朱朝阳还伪造日记，甚至利用了好朋友丁浩和喜欢的女孩普普。这种从受害者到施害者的转变值得深思：是什么让一个孩子变得如此冷酷与算计？
朱华军在曾经在《受害者和施害者的距离》一文中以一个弑父者的案例分析了受害者受到“不良”的交流模式（欺骗、忽视、暴力和虐待等）影响后慢慢转变为施害者的过程，发现“对‘不良’交流模式的感受和承载对象的不同，为受害者向施害者的转变打下了心理基础。‘不良’交流模式的有效性、功利性和快捷性，则为这种转变打下了坚实的现实基础，使之成为可能，并提供了一个快捷之门。”两书里的主人公都是在受到长期的不公对待后变得极端化，且几人都是在第一次犯罪没有被纠正得到应有的处分惩罚，之后的杀人犯罪行为便更“顺其自然”，而不会再想其他解决方法。即这种“不良”的交流模式带来的“便捷”，无论是情感上的快感还是现实利益的“甜头”被尝到后，施害者会变本加厉。由于施害者本身之前也是受害者，对于这些伤害的作用也能理解得更深刻。雪穗小时候被侵犯，于是后来对与自己不合或对自己有威胁的女孩子都是利用类似的方式去伤害她们，绑架、扯衣服、拍裸照、直接采用性侵害的方式，她让这些女孩与年幼时的自己一样，被异样的眼光看待。因此当最初的伤害已经造成了，我们能做的只有在受害者渴求宁静时不要对他们那么苛刻，当受害的他们再次遇上了更多的冷漠、苛刻时，也就难以珍惜在痛苦和受苦中萌发的珍惜和渴求了。
（三）利己主义
《白夜行》中亮司将雪穗的阴暗全部承担的牺牲令我们感慨动容，相较之下雪穗就像一个一直处于白夜之中的冷漠的利己主义者。她自幼便展现出深思熟虑和深不可测的性格特质，所有的行为都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所居住的“吉田公寓”条件极其恶劣，“像被烟熏过的灰色外墙沾满了深黑色的污渍，水泥涂抹的痕迹蜿蜒如蛇行般布于墙面”。为了逃离贫困的家境，雪穗早早地与家境较为优越、精通茶道且气质优雅的远房姑姑建立了联系，并通过表现出对茶道的浓厚兴趣拉近与姑姑唐泽礼子的关系，就是为了在策划自己母亲“意外”去世后能够得到礼子的收养，从而获得更好的家庭背景。为了个人利益，雪穗联合亮司逐步清除自己前进道路上的障碍，甚至不惜杀掉一直待她如亲生女儿，真正关心着她的礼子。最后，她利用仙人掌里的镜片诱导警官笹垣重新关注旧案，提前将店长职责转交给夏美，开店典礼明知亮司会现身依然邀请笹垣，并在事发后表现出冷漠和不知情的态度，仿佛一切与她无关。亮司的死，雪穗并非全然无辜。亮司心甘情愿的自杀是对雪穗最后的保护，而雪穗的冷漠则揭示了她的利己主义已经深入骨髓。我们不能说雪穗对亮司没有爱，但在最终的选择中，理性的利己战胜了情感。
在《坏小孩》里，张东升是极端利己主义的典型代表。他从一开始为了不离婚处心积虑将岳父母的死伪装成意外，到为了攫取徐家的财产策划谋杀妻子，以及受到威胁后多次计划除掉三个孩子，他的行为轨迹始终围绕着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展开，对他人生命冷漠残忍。在帮助朱朝阳弑父时，他机关算尽，将蓄谋毒杀伪装成抢劫刀杀，用十分残忍的手段对待尸体并将其掩藏，以此混淆警方的调查保全自己。张东升的极端个人主义行为贯彻全篇。但当朱朝阳开始伪造日记，甚至不惜利用好朋友的死来自保的时候，这个心思深沉的孩子的利己主义也同样得到了展现。在反杀张东升后，朱朝阳吻了吻普普的额头，不禁让人想到雪穗离开时犹如白色幽灵的背影，他们都没有回头。
托克维尔认为， 利己主义是一种强烈而夸张的爱己之心。两部作品深刻揭示了利己主义如何导致个体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丧失人性和道德的底线。这种利己主义的极端表现不仅对他人造成了伤害，也导致了自身的悲剧。雪穗所体现的利己主义是当时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的畸形产物，《坏小孩》里的利己主义更像是我们国家快速发展使部分群体过分留恋于物质享受引起的错误的思维方式。雪穗一步步向上爬，为了窃取电装公司的专家系统，她不惜牺牲自己的婚姻与高宫诚结婚，目的达成后又设计高宫诚出轨并离婚，以博得他人的同情，童年的伤害让她没有安全感，只能通过物质上的拥有满足自己，可她的欲望永无止境。张东升是从农村出来的高材生，也有着很稳定的高中数学老师的工作，其实就算离婚他的生活也足够好了，可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享受，他不惜铤而走险，甚至去谋杀犯罪。现代社会，我们如何去把握好，平衡好爱自己的度，也是值得思考的一个社会性问题。
四、  结语
通过梳理中日社会派推理文学的发展脉络，我们能更清晰地感受到社会派推理的独特作用，它改变了推理小说一直以来重逻辑推理的特点，将重心转移到作案动机的挖掘、社会现实和人情冷暖的展现，使推理小说缺少了趣味性，施以现实的沉重。《白夜行》和《坏小孩》都是社会派推理的优秀作品，反映的社会问题也存在一定的同构性，说明这些社会问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值得我们思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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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丛春晓：《紫金陈与吉田修一社会派推理小说比较研究》，硕士电子期刊2022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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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封文慧：《在模仿与创造之间——浅析紫金陈〈坏小孩〉中儿童形象的塑造》，《今古文创》，2020年第5期
16.  Wei Z, “Children Gazed upon by Anti-ethics Power: A Preliminary Look at the Ethical Issues in Into the White Night” in Proceedings of 2018 3rd PI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and Management Innovation,Vol.11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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