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歌堪称中国古代诗山的顶峰。前有盛唐李白、杜甫，后有晚唐李商隐、杜牧，仅此“二李杜”，就装璜得诗歌殿堂富丽绚烂，令人瞠乎其后，千古叫绝！自然，一个诗人立足于世，全赖其超然卓绝的诗作及其品格；诗人之间若有交集互动，两星相映，则更显灵动有趣，头顶上的冕旒也便愈益锦上添花，流光溢彩！
长安福地多奇丽。唐宣宗大中二年（公元848）冬天，进士登第十二年后的诗人李商隐，又一次通过吏部选调科考授任周至县尉。本来令人哭笑不得，庆幸的是，因其才华横溢，不久便被京兆府上调为法曹参军，专职撰文章奏之事。恰巧也是这个冬天，年长商隐九岁的诗人杜牧，从睦州刺史任上入朝，授任司勋员外郎兼史馆修撰。两位名扬天下、相互仰慕却素未谋面的著名诗人，因其同居樊南福地，在越年的元旦节（亦称元日、元正节，即今春节）期间竟不期而遇了。名星相撞必然迸出火花。两位诗坛大伽这次相逢，赋诗铭心，为各自的壮丽人生增添了绚丽的光彩；世所瞩目，也为诗坛流下一段广为传颂的佳话。
樊川，是位于长安城南的一处风水宝地。本乃古潏河长期冲涮淤积而成的、约十五公里长的一道平川，却因汉高祖刘邦登基后，赐予当朝武将樊哙作为食邑封地，故而得名。这里北邻韦曲，南至秦岭北麓，东、西座落于少陵原与神禾原之间，地理环境优渥，四季分明，雨水充沛，是少有的宛若江南水乡的胜地。开春后潏水流过，微风徐徐，水波鳞鳞，两岸柳丝袅袅，入夏则更见河边荷花灼灼，景致十分可人。因而这里便成了达官贵人畅享生活的乐土，更是文人墨客、贤德之士趋之若鹜的聚集地。当年杜甫寄居于此，度过了十来个春秋，留下了“故里樊川菊，登高素浐原”的诗篇，奉上了《三吏》、《三别》等警世名篇，赢得了唐代“诗圣”的英名。相传诗人贾岛“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的犹豫、崔护“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依旧笑春风”的缺憾，以及孟郊“春风得意马蹄疾 ，一日看尽长安花”的自嗨等等故事传说，也都发生在这一带。
唐文宗开成五年（公元840）深秋，李商隐不堪忍受党争的排挤打击，毅然辞去弘农县尉的官职，在妻子舅舅的资助下，由洛阳迁家来到长安，终于过上了举家团圆的日子。经过多方考量，他的新家就落定在樊川南端。这里距离帝京长安也就十来里地，来往方便。而且与自己仰慕已久的诗人杜牧的别业为邻，与皇家花苑曲江池、芙蓉园也都是隔垅相望，各方面都契合自己心仪已久的向往，心中便十分满意。他决计从这里规划和开始自己新的人生，遂赋新的别名“樊南生”。岂料“樊南生”并没有带来新的转机，相反，此后他的仕途生涯，却变得愈加艰难坎坷，以至于数年后他悲愤哀叹：“人或目曰：韩文，杜诗，彭阳章檄，樊南穷冻，人或知之”（《樊南甲集·自序》）。如此世道，实实教人情何以堪！
原籍为京兆万年人氏的杜牧，出身于世敦儒业的官宦之家。其祖父杜佑，历任德宗、顺宗、宪宗三朝宰相，其父杜从郁官居六品、拜任驾部员外郎。杜牧自幼便在“第中无一物，万卷书满堂”（《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的书香熏陶下成长，学识博而约，功底厚又实。他23岁时便以一篇《阿房宫赋》，扬名天下。26岁进士登第后，官拜弘文院校书郎。因其志怀高远，性情放荡不羁，不久便脱袍辞官，投奔淮南节度使牛僧孺的扬州幕府任掌书记。在赢得了一波“十年一觉扬州梦”风流的同时，其婉约与豪放并存的诗风亦得到了明显的提升和张扬。在“牛李党争”无处不在的政局情势下，杜牧深得牛党首领牛僧孺的赏识，势必就会遭到朝中李党的非难打击。此后仕途犹如过山车，既有入朝诏任监察御史、考功郎中、知制诰的辉煌，又有外派黄州、池州、睦州的不堪。每有失落不如意，他都要回到樊川别业暂住。唐宣宗大中二年，牛党中人周墀拜相，杜牧便奉诏入朝，拜任吏部司勋员外郎，前程似乎呈现一片光明。
打实讲，对于与杜牧相约的这次会见，李商隐异常兴奋又心怀忐忑。他为终能谋面一睹偶像的风采而高兴，又为两人性格差异诗风有别而隐忧。他熟知杜牧心高气傲，不媚不俗，眼里容不得半粒沙子。尤其是他在《献诗启》中明确宣称：“某苦心为诗，惟求高绝，不务奇丽，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处于中间”。彰显出他的诗歌创作取向，有别并不屑于风靡天下的韩、柳诗风和元、白新体，执意标榜要在举世公认的主流诗风中另树新帜。李商隐明显感到，杜牧的主张对自己也是有所触及并颇有微词的，真不知道他是如何看待自己的。首次会见如果弄不好不欢而散，岂不是有失风雅。岂料当他忧心忡忡地走进酒馆时，远处就见似曾相识的杜牧，大步流星地走过来拱手相迎。始料未及的热情洋溢和快言快语，顿时拉近了两人间的距离，李商隐的所有担忧，随之烟飞云散。
说起来李商隐与杜牧还有着远亲之缘。杜牧有一个堂兄，就是时任西川节度使的杜悰。而李商隐的曾高祖与杜悰的外曾祖又是亲兄弟，如此一来，商隐与杜悰便是亲亲的表兄弟了。虽然相隔久远具体难以厘清，但杜牧与商隐也属于同宗之后裔，理应确定无疑。寒暄过后酒过数巡，两人便亲情互见成了无话不说的知己了。
沧海一相逢，愤慨撼平生。两位风格各异、声名盖世的诗人，从仕途上走来，却都是伤痕累累，一路坎坷，难以言尽。在晚唐的朝政时局中，二人都宣示与党争无涉，但又都是党争的受害者。他们的宦海沉浮，他们的人生荣辱，都始终为党争所掣肘所影响，使他们深感在大势强权面前，自己真真是沧海中的一滴水、大 千世界一微尘。此时相见，一瞬无言的对视、一声轻声的喟叹、一个会心的微笑 ，彼此都能感受到其中全部的酸辛苦涩。好在他们在强权的威严下，在世俗的喧嚣中，能够始终持有清醒的判断，能够恪守完整的人格，能够初心宛在气宇轩然！一阵寒暄过后，只见杜牧轻呷了一口茶，回过头来灿然一笑：说真的，我从心底感到，贤弟的无题诗、爱情诗，全系真心、纯情、好手笔，是前无古人的首创，我敢断言也是后无来者的绝章！李商隐急忙阻止，说仁兄的爱情长篇《杜秋娘诗》、《张好好诗》，才真正是心底流出的、真情凝聚的爱情诗的标杆。还有那篇令人没齿难忘的小体的《赠别》，实实地教人一咏三叹，荡气回肠。言毕，只见他凝神聚睛，绘声绘色、一板一眼地深情慢吟：
多情却是总无情，惟觉尊前笑不成。
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
李商隐谈到，仁兄的诗中举重若轻，喻指多重，无论写友别还是写情别，都令人神情荡漾为之垂泪。他自己每每吟及，心头就自然而然地泛起“春蚕到死丝方尽 ，蜡炬成灰泪始干”的揪心情思，禁不住潸然泪下。
壮志难酬， 忧思报国，当然是他们二人思考、谈话的主线和重点。二人谈及唐王朝由盛而衰的时运，谈及宦官专权、藩镇割据、牛李党争的乱象，连连发出乏力回天的叹息，又明显流露出勇于抗争的不甘与坚守。作为诗人，他们的感受、思考、呐喊、诉求，这种心灵和生命的跃动，自然会凝聚于笔端，诉诸于歌吟。事实上，每当国家有大事发生，每当自己遭逢重大变故，每当心头涌出情不自禁的意绪，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国家的前途，就是将个人的命运紧紧地融进国运的发展与祈望之中。对此，他们二人都有着切身贴心的感受，于是也都有着说不完的苦衷与感慨。
一向绝少夸人的杜牧，此时连连赞许商隐格局大、有胆识。认为“甘露事变”发生后，商隐连发多篇诗文畅抒感受，实属非同凡响。《有感二首》末尾发出“近闻开寿宴，不废用咸英”，锋芒所向直指最高层；而《行次西郊作一百韵》中又发惊人之语：“我愿为此事，君前剖心肝”。这些境界和作为，都使他深为感动和敬佩。他还赞许商隐一以贯之地为国分忧，“乐游原”上叹夕阳，“岳阳楼”里多感伤，还有遥望楚宫、隋宫、吴宫、陈宫等等引发出多少以古察今的感慨，无不令人感伤恸心！
杜牧的这些高论妙语，使得李商隐受宠若惊而又愧于承受。只见他起身连忙敬酒，口中却不住地感叹：值得赞许敬佩的，才是仁兄！他坦言杜牧的可贵可敬之处，就在于领异标新辟蹊径，空谷足音天籁声。他的气度胸襟是那样的广阔豪放，他的歌吟诗作独树一格堪为经典。他为国献策、分忧的一片忠心，全渗透在苦心谱成的喋血之作中。志在报国的抱负与豪气，在其政治抒情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大量新意迭出的咏史诗，妙用典故反面立论，欲以独到的见解唤起世人的警醒；他的咏古寄怀诗充溢着哲理性思维和辨证的灵性，善于揭示深藏于表象之中的事理。如此等等，在《郡斋独酌》、《题乌江亭》、《赤壁赋》、《西江怀古》及《题商山四皓庙》等诗作中都有着精采传神的描述，感人至深，举不胜举。尤为称道的是，杜牧臻于化境的小体七绝，题材广泛，意蕴厚重，起势奇崛，风格独特，赢得世人的普遍赞誉。他往往都是以独到的视角，刻意的谋篇，浓烈的情感，明快的节奏和语言，营造出深邃幽远的意境，着意将人的共性感受融入家国情怀，继而上升到爱国、为国、忧国、报国的层面。诸如《山行》、《清明》、《泊秦淮》等等，细细体味，莫不如此。他用诗笔尽抒盛唐的余韵与晚世的忧思，从扬州明月到赤壁烽烟，从清明销魂到秦淮歌吟，既有明月玉萧的旖旎，又显铜雀锁乔的苍凉；既见行人断魂的伤感，更抒后庭玉树的愤慨。“风流才子”的笔下，大千世界，莫过于家国情深！
李商隐与杜牧春节期间的这次相逢，两人相见恨晚，把酒言欢，道不尽的相逢之喜，说不完的倾慕之情。他们推心置腹，肝胆相见，侃侃而谈，直至夜深谈兴丝毫未减。只是在酒馆打烊的催促声中，无奈方依依惜别。分手时，李商隐紧握着杜牧的双手，恭行注目礼，口中却深情而吟（《杜司勋》）：
高楼风雨感斯文，短翼差池不及群。
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惟有杜司勋。
是夜，李商隐回家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久久难以入睡。过去对杜牧的了解，仅囿于他的诗文和世间传说。而今目睹其风采，面与其交流，他的气度胸襟，他的睿智才情，给自己留下的印象，宛如一座永远也挖掘不尽的富矿。同样是面对重大政治事件，驾驭重大历史现实题材，他都犹如高楼风雨，纵横捭阖，是那样的波澜壮阔舒卷自如；相形之下，自己却如同尾翼短小的燕子，在风雨交夹的逆境中奋力踔飞，总是颤颤踽踽，落于同群之后。即使在抒写世态人生的咏怀、感伤之情，在描述“黯然伤情者，唯别而已”的人间真情，选取的角度，拿捏的分寸，物我的感知诸方面，均是明显高于自己一筹。他深为自己有这等同心相应、同气相求的知己，这等道出同源、情感相通的诗友，而感到荣幸和慰籍。这时他想起赠别杜牧的那首诗，总感到哪儿不对劲，总觉得有些差池单薄，言难尽意；而杜牧的品德风节，杜牧的卓绝才华，杜牧在诗界的建树影响，又岂是一首七言小体所能容括的。不行！既要相赠，就要客观得体精准周到，又要形神兼备彰显风彩。此时他睡意全无，索性起身披衣，坐到案前拨灯研墨。数日后两人相见时，李商隐遂将刻意赋就的一首七律诗稿《赠司勋杜十三员外》，深情奉上：
杜牧司勋字牧之，清秋一首杜秋诗。
前身应是梁江总，名总还曾字总持。，
心铁已从干镆利，鬓丝休叹雪霜垂。
汉江远吊西江水，羊祜韦丹尽有碑。
与《杜司勋》平实直白不同的是，这首献与杜牧的赠诗，是李商隐穷尽心力，从品格功德和艺术造诣两个方面，集中完美地展现杜牧的精神风貌的扛鼎之作。是他学习应用老杜为诗的功力、技法集大成之体现。结构谋篇、句法遣词、比兴用典、对偶转折，甚至他自炫创新的“句中对”，十八般武艺当用尽用。形象传神，格调典雅，气韵相贯，浑然天成。开篇的“杜秋诗”，即杜牧的得意之作《杜秋娘诗》。那是杜牧31岁求职牛僧孺扬州幕府途中，经过润州（今镇江）听到当地一代名妓苦命落难的真实故事，心灵深受震撼而赋的重磅长篇。点题此诗，李商隐意在彰显杜牧有如南北朝梁时江总那样过人的才华，又抒发自己同杜牧一样怀才不遇的伤感。后半部则采取暗喻、指代多种表现手法，赞颂杜牧的才干和功德。尽抒自己对杜牧的推崇、敬佩之情，顶礼膜拜，步趋相依，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步入阳春时节，樊川处处春和景明，一片灿然。举目南望，秦岭悠然可见，那层次分明的植物带，点点星布的村落和寺院，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是那样的安详静谧。近处，百花含笑，小草踴跃，一望无际的田野生机盎然。脚下，麦苗青青，翠绿可人，勃勃向上的生机预示着又是一个丰收年。与杜牧会面后心情大好的李商隐，随心徜徉，悠悠漫步，脑海中不禁浮现出一幕幕将与杜牧砥励相约的憧憬，一幅幅行将开辟人生新图的绚丽画卷……
是年五月，多次擢任封疆大吏的老相牛僧孺，病逝后将在洛阳举行隆重的葬礼。作为知遇之恩的门下弟子，杜牧恭敬有加地提前赶赴东都参与治丧，并自荐亲撰墓志铭。京兆尹作为牛僧孺的本家和“政治亲近者”，同样需要赶赴洛阳，亲自参加奠礼。他深知李商隐向来以善撰“遗表”、“祭文”著称，当年为恩师令狐楚亲撰的《遗表》、《墓志铭》以及他早前为自家亲戚所著的几篇《祭文》，一直传颂天下。这次为祭奠老相撰写祭文的差事，自然非李商隐莫属。
李商隐当然知道这次已故前辈的《墓志铭》由杜牧执笔，所以他格外看重并专注于《祭文》的撰写。也许是出于对恩师兼师友的敬仰，也许是为了与杜枚相媲美，李商隐苦心酝酿，深夜动笔，数易其稿，撰写得分外用心。果然，葬礼上志、文合璧轰鸣，反响极为热烈。事后京兆尹在众僚面前，指着李商隐尽显溢美之词：“吾太尉之薨，有杜司勋之志，与子之祭文，二事皆为不朽”！
殷殷之情，铭心难忘。“樊南生”与“杜樊川”的短暂相逢，在世间传为佳话，也为他们各自的人生加分，注入了前行的动力。不久，请缨出任湖州刺史的杜牧，赴任前畅抒心志：“欲把一麾江海去 ，乐游原上望昭陵”（《将赴吴兴登乐游原一绝》）；而李商隐亦幡然醒悟，不再为他人作嫁衣妆，仰天放歌“天池寥阔谁相待，日日虚乘九万风”（《东下三旬苦于风土马上戏作》），欲携庄子的豪气雄风，行进在奔赴徐州幕府，治乱兴邦济世报国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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