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世间》这部115万字的史诗巨著中，梁晓声刻画了众多人物。其中，郑娟弟弟——盲人郑光明这个人物在整部书中虽然占的篇幅很少，但几乎贯穿整部书的始终，成为解读这部经典的一条暗线。作者通过这一人物的命运变迁，向读者揭橥了由无明走向光明的路径。同时，视障隐喻也为这部现实主义文学著作增添了一抹超越现实苦难的光芒。
一、盲少年的苦难与无明
作为与郑娟没有血缘关系的弟弟、周秉昆的小舅子，光明的出场被安排在一个晴朗的冬天。那天是周秉昆受瘸子和“棉猴”委托，第一次到郑娟家给她送生活费。因为郑娟家住在“上坎”下面的贫民窟，没有准确的门牌号，很不好找。绕了半天，秉昆不仅没有找到郑娟家，自己还被那糟糕的胡同路况弄得跌倒在地，幸亏自己反应快，没有摔碎带给郑娟的鸡蛋。正在周秉昆沮丧迷茫的时候，一个少年不知何时出现了。“那少年坐在自家门前的煤堆上，手举一片圆形的玻璃对着太阳望。那天虽然挺冷，却是冬季里的一个晴日，太阳很亮。”①面对周秉昆的礼貌问路，那少年似乎没有听见似地将手中那磨薄了的茶色玻璃瓶底揣进兜里，又掏出一片同样磨薄了的蓝色玻璃瓶底，继续对着太阳望。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这些孩子也总喜欢拿着彩色玻璃片冲着太阳望，因为那个时代可供孩子玩的游戏太少了。但那盲少年的举动实际上较一般孩童有着更深层的寓意。因为是盲童，那孩子一定是孤独的。更因为贫穷，一定加剧了他的这种孤独。书中没有交代郑光明目盲属于什么程度，是一点亮也没有，还是有残存的光感。我想，或许盲少年光明还残存一点点光感吧，因此他喜欢拿着有颜色的玻璃片冲太阳望，或许他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光明。
这个看似敏感、古怪的残障盲少年，他一定遭受过数不清的侮辱和磨难，备受一些不懂得尊重人的邻里孩童的欺侮和歧视。贫穷，弃儿，盲童，这些悲惨符号组成的画面该是多么地凄惨呀！特别在那个物质生活极度匮乏、精神生活极度空虚的时代，幼小光明的心里除了养母和姐姐给予自己无私的关爱外，他几乎得不到任何来自周围和他者的温暖。因此，当他面对周秉昆向他打听郑娟家住哪里时所表现出的冷漠，实则是对他人的不信任，是一个长期以来遭受欺侮、欺骗、戏耍的孩子的一种自我本能保护。因为他不知道面前的这个男人是敌是友，是会给自己家带来福音还是带来祸患的人。面对周秉昆的问话，他由最开始的不理不睬到反复盘诘，表现出一种冷漠且警惕的神情。这是一个习惯了被侮辱与伤害的人，面对突然的人类善意所条件反射出的警觉和警惕。他应该已经对人们的歧视和侮辱早都习惯了，也早就麻木了。当然，人们对残障人士的侮辱和伤害并非都是主观的有意为之，有时甚至是充满同情的无意伤害。比如周秉昆这样一个来献爱心、送福音的“救世主”，实际上也不能摆脱那个时代人们对残障人士的不自觉歧视。他为了从光明口中打听郑娟家的地址，用诱惑的口吻说道：“哎，你这小瞎子到底想不想告诉我啊？如果你告诉我，我给你鸡蛋！”这句话从秉昆口里说出来其本意并不具有主观侮辱的故意，但却构成对盲人群体的事实侮辱。不过或许是对这种侮辱性称呼司空见惯，盲少年郑光明并没有介意周秉昆称呼他为“小瞎子”，而是睁大了那双白多黑少的眼睛，分明受到了诱惑。也就是说，相对于生存而言，盲少年对自身尊严似乎没有比对物质利益看得更重。在眼里，鸡蛋的诱惑完全抵消了“小瞎子”这样的侮辱称呼。何况，他能感受得到眼前这个人称呼他为“小瞎子”并非出于恶意和歧视。
在那个对残疾人保护还不到位的年代，“瞎子”这种称呼或许在称呼者和被称呼者那里并非总是构成事实伤害和歧视，因为连善良的养母和姐姐在谈到光明时也都称呼他为“瞎子”，而郑母和郑娟显然并没有歧视这个盲童的主观故意。但不可否认，在社会潜意识中，“瞎子”这一称谓无疑是一种明明白白、毫不遮掩的歧视性称呼。
正如萨拉马戈在《失明症漫记》中所描绘的那样，患“失明症”的人已经变得毫无尊严可言了。他们肮脏不堪，在地上爬行，随地大小便，浑身散发着令人作呕的酸腐霉烂气味，为了生存贪婪地吃着那臭气熏天、不知是什么肉的腐肉。尽管《失明症漫记》是一部虚幻现实的讽刺寓言小说，但在苦难的时代，为了生存，穷人们特别是穷困潦倒的残疾人大多会因为一点点的食物而丢掉自己的尊严。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极力维护自尊的郑娟大发脾气坚决不要秉昆替人送来的钱时，郑母和弟弟光明要背着郑娟恳求秉昆不要生郑娟的气而把钱带走。为了得到这维系生存的基本生活费，光明甚至双膝跪地，向周秉昆发出没有毫无尊严的乞求，毕竟他们家太需要这笔钱了。
我们无意指责贫穷让人们失去尊严，只是感叹穷人因无明而看不到贫穷背后原因，但也必须认识到，作者给光明这个“无明”的盲少年赋予了人类寻找“光明”的使命。在书中，即便是再卑微，再痛苦，再无助，再绝望，盲少年郑光明也从没有丧失对光明的渴望和追寻。从少年时他拿着深色玻璃瓶底看太阳，到成年后他出家为僧，都反映出他对摆脱无明困苦所做出的努力和追寻光明的执着。
说到盲少年拿着玻璃瓶底残片看太阳，与其说是一种孩子的游戏，不如说是人类对光明、对超越现实苦难的渴望。在这里，作者通过将盲少年的名字设定为“光明”，又通过光明隔着玻璃片看太阳，来隐喻人对光明的渴望。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还将视障这一现实视力层面的无明与佛教所谓人思想认知层面的无明进行巧妙搭接和融通，反映了人们被物欲所蒙蔽，都如同盲人一样，看不到世界的真相，是一种无明。
二、离开“家”去寻找光明
现实的积习往往蒙蔽人的心灵，使人忘却了初心。而最容易产生积习的地方就是“家”。这个“家”有时候是具象的某一宗族、家族或个体家庭，有时又是一种抽象的群体居住地或族群象征，如家园、家国，有时还特指人的精神归宿，如精神家园。像世间万物一样，家也得一分为二地看，多数时候家是汇聚亲情的港湾，但有时家也会成为人寻求精神自由的羁绊和束缚。因此，文学作品中常常有家的意象，巴金的“激流三部曲”中，《家》排在第一位。“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封建家庭往往被当作束缚人性的糟粕而遭到猛烈抨击，如在巴金的《家》中，觉慧这样已经觉醒的年轻人最终毅然决然地冲破家庭的束缚。但有时人们摆脱了封建大家庭的束缚却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快乐，而堕入到新的虚空中，就像《伤逝》中的涓生和子君。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中塑造了离家出走的女主人公娜拉，鲁迅则提出了娜拉出走后会怎样的深刻问题。
梁晓声的《人世间》就是以一个普通家庭为基点，来考察中国社会变迁，记录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东北城市的兴衰和底层社会的奋斗。尽管周家的大儿子秉义和二女儿周蓉都早早离开家并开辟了自己的一片天地，脱离了底层社会，但他们始终怀着浓浓的平民情结。小儿子秉昆虽然不像哥哥、姐姐学业那么优秀，但却始终坚守着“家”这个港湾，长期坚守在光字片的老屋，使之成为那入赘高干家庭的大哥和那常年漂泊在外的姐姐的家庭情感归宿。与周家人对家的强大凝聚力不同，郑娟家则是由贫寒的养母收养两个被遗弃的孩子而组成的风雨飘摇中的一叶扁舟。特别是在郑母死后，郑娟姐弟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家的庇护。而当姐姐郑娟嫁到周家帮助周秉昆担起照顾周家人的重任后，郑光明虽然完全可以跟着姐姐过到周家一起生活，但事实上，在他心中，家的意义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尽管憨厚善良的“秉昆哥”待自己始终非常好，但郑光明这个盲人还是会感到自己在周家的尴尬境地。这应该是郑光明最终选择出家为僧的一个重要心理原因吧。
相对于娜拉为了摆脱丈夫的虚伪和自己的玩偶地位而离家出走，光明的出家则是寻找一条重新回归自己精神家园之路。在某种意义上讲，光明的出家实际上是回家。通过出家为僧，光明这个盲人，最终重获了“光明”。当然，我所说光明获得的“光明”并非是现实视力方面的复明，而是打开了心灵的窗子，获得了对世界和人生本质的开悟，与这个悲惨人世间实现了和解。
尽管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但相对于视觉而言，要了解世界的本质更主要靠的是心。在柏拉图看来，每个人的灵魂中都有一个知识器官，“维护这个器官比维护一万只眼睛还重要，因为它是唯一能看得见真理的器官”。②在《俄狄浦斯王》和《李尔王》中，也一再诠释了“眼明心盲”、“眼盲心明”的道理。
不可否认，残障人士的心理是非常脆弱和敏感的，特别是盲人，他们虽然眼睛看不见，但更注意用耳朵去倾听，用心灵去体察。当周志刚以表达对郑娟照顾周母的感谢名义第一次来到太平胡同的郑家时，光明就一直在用耳朵听、用心去观察周父。当晚，光明曾与姐姐郑娟有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他认为周父来家里是想暗示姐姐明白点什么，同时他深感自己拖累了姐姐。其实早在郑母去世时，盲少年为了让秉昆哥娶自己苦命的姐姐，就表达了自己离家出走、不做姐姐累赘的想法。尽管秉昆承诺会始终照顾光明的，明确让他打消离家出走的念头，但最终在姐姐嫁给秉昆哥后，光明还是默默地选择了出家这条路。
应该说，光明出家是被动的，是被情势所迫的，但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冥冥之中命运的安排，是一次祸兮福倚的人生拐点。如果说光明最初出家更多是一种情势逼迫的下的无奈选择，那么，其走进寺庙，参悟佛法，则开启了他奔向光明之旅。尽管北普陀寺的师父认为光明这个名字太大，而为其起了法号萤心。但这仍然是鼓励盲少年要心里怀揣着那份光明。萤者，萤火虫也。萤心就是萤火虫的心，这不还是要他用心中那份光明来驱散无明黑暗嘛。从佛法上讲，佛性是其大无外，其小无内的。大可以如须弥山一般，可以量周沙界，小可以如一粒小小的芥子，或一粒微尘。但从本质上，一旦破除了无明的遮蔽，则无所谓大小，芥子虽小却可以容纳下整个须弥山。因此，萤心虽小，其发出的光明可以遍照大千世界。
梁晓声将一个盲少年的俗家名字光明切换为萤心这一法号，也体现了作者的一种深刻隐喻。正如萨拉马戈在《失明症漫记》的最后，通过医生妻子之口说出了我们是一群“能看但又看不见的盲人”一样，在《人世间》中，梁晓声也通过光明的出家不仅完成了盲少年的自我救赎，也暗喻了人们在苦难人世间沉浮挣扎而看不到真相的无明和盲目。
作者还巧妙地将蔡晓光这样一个观念前卫、思想敏锐，甚至有点嬉皮士精神的影视导演与出家后的光明进行了有机联系。在人世间中，当人们为了生存而挣扎奋斗，为了物欲而进行着人性的残酷较量时，谁还会记得那个隐居北普陀寺的“萤心”？甚至连一向宽厚待人、先人后己的姐夫周秉昆和善良知足、勤劳奉献的姐姐郑娟都忽视了曾经那个盲弟弟光明，却有一个与光明没有什么交集的蔡晓光发现了光明（萤心）的价值。在这里，我们不应该指责秉昆和郑娟，毕竟状况百出、困窘忙乱的生活已经让这夫妻俩应接不暇，狼狈不堪了。但确实应该为作者将蔡导与萤心的搭接拍案叫绝。在《人世间》中，蔡晓光是一个有些玩世不恭但其实是极其有责任感和担当精神、且具有超出常人智慧的人，因此，只有他才能发现萤心那超然物外、无我无执的大智慧、大顿悟。其实，不仅蔡晓光被萤心的智慧光芒所吸引，萤心同时也看到了蔡晓光的知见不凡，这才有了他让秉昆传话给他从没有见过面的周蓉姐姐，让她在找工作问题上多听听蔡晓光的意见。其实，在《人世间》中，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看似朋友最多、关系最广的蔡晓光，其实其内心也是孤独的，但他与萤心之间却有某种心灵相通的地方。这种心灵相通，更多是一种超越世俗功利、人世纷繁的智慧知见。相对于看起来忙忙乎乎、生活丰富多彩，但实际上活得很通脱、很清醒的蔡晓光，周秉昆则往往深陷现实的泥沼，忙于头头救拔那些陷入困顿中的发小哥们而无暇观照自己的精神世界，更无暇与光明做心灵的对话。在某种意义上讲，成为萤心的郑光明已经不再是什么也看不见的“盲人”了，而为生活奔波的周秉昆们才实实在在地成了“能看但又看不见的盲人”，是“忙人”兼“盲人”。但周秉昆们的“忙”和“盲”正体现了世俗的烟火气，是人世间最真实的日常。
三、视障隐喻与现实超越
佛说，人的一切痛苦都来自于无明，因为无明才有了贪、嗔、痴、慢、疑，进而有了杀、盗、淫、妄语，也才有了林林种种的业障、因果和报应，也因而在六道轮回中循环往复，求出无期。佛教作为一种教法，是以自觉觉他的，是要带人们打破无明禁锢，超越现实的苦难，抵达光明的彼岸。
围绕无明与光明的二元辩证关系，梁晓声在《人世间》中用盲人郑光明这个人物特别是光明出家成为萤心师父而隐晦地表达了一种隐喻。这种隐喻是投给人世间的一丝光明，让忙忙碌碌、在苦难中沉浮的人们看到超越现实困境的希望。应该说，在《人世间》这部书中，生活的苦难是深重的，这也是现实主义文学所要表现的社会现实。比如，郑母、郑娟、光明一家的贫困交加，艰难困苦。又比如，因为住房紧张，乔春燕与姐姐的反目，肖国庆老父亲冻毙煤堆，孙赶超两口子寄住在太平胡同的趴趴房……最后，还是因为房子，昔日发小乔春燕、曹德宝因诬告周秉义而与周秉昆反目。此外，还有改革开放大潮中，国企改革的阵痛，下岗职工的困境……有因为生活所迫，卧轨自杀的肖国庆，跳江自尽的孙赶超妹妹。即便是有情有义、清正廉洁的高官周秉义最后也横遭诬陷和调查，虽然最终组织给出周秉义廉洁的结论，但他最后心力交瘁，英年早逝。不能不说，《人世间》的基调有些压抑，有些悲凉，但在这悲惨世界中，作者还是给人们以希望，那希望不仅是时代的进步，物质的丰富，更有人间善意的温情，精神层面的超越。
郑光明这个人物在《人世间》中若隐若现，贯穿始终，就是作者为人们超越现实而点亮的一盏精神明灯。当楠楠在美国枪击案中意外死亡，郑娟精神受到沉重打击，难以自拔时，是蔡晓光一句话点醒了众人。他提议让光明（萤心）来解开郑娟的心结。最终，郑娟在萤心的开导下，走出了丧子的阴霾。
那么，超越现实的智慧明灯到底是什么呢？从佛教的角度讲，那无疑是智慧，是破除无明、超越轮回的般若智慧。但佛家不仅是出世间的，同时又是入世间的，是以出世情怀来慈悯救度世间有情众生的。正如星云大师所说的，佛教是人间佛教。因此，佛教智慧始终照亮着烟火人间，这智慧就是爱，是宽容，是善良，是慈悲。在《人世间》中，这种善良和爱直接体现在周家父子三代人的做人做事中，体现在周家的家风中。这种仁善的家风是对光字片街名所蕴含的仁、义、礼、智、信精神的传承，它不仅体现在周志刚送周秉昆去郑娟家的路上所说的有恩不报那是不义，“我们周家不许出不义之人”③，还体现在周秉义对军工厂改制中杜德海这些生活困难老工人和光字片那些困难户的关爱，更体现在周秉昆对生活困苦的郑娟家和发小肖国庆、孙赶超的无私救助。同样，郑娟一家三口也闪烁着人性的良善光芒。比如，光明的善良体现在出家后义务给人们按摩，有爱心，不收费，用佛法开解苦恼众生。而郑娟的善良在秉昆的邻里看来则有些“二”，她不仅有着知足常乐的满足感，而且有着无私助人的善良本能。也正因为郑娟的善良，才能在周秉昆倾己所能帮助发小、朋友时，予以全心的理解和无怨无悔的支持。在《人世间》中，郑母是一个连自己名字和真实照片都没有留下来的卖冰棍老太太，但她却是善良的化身。在周秉昆看来，周家和郑家“有观音菩萨特别偏爱的人”，那就是周父和郑母④。实际上，在善良这一点上，我认为郑母做得更纯粹，更无私。尽管她只是一个勉强过活的卖冰棍穷女人，但她不仅善待喂养小野猫、小野狗等流浪小动物，还收养了郑娟和盲童光明。在收养光明时，郑娟曾反对妈妈捡回个瞎子。郑母却说：“别说捡。不管什么值钱的不值钱的东西都可以捡，但人就是不能捡人。凡说谁捡谁的人都是不拿别人当人的人，是有罪过的。记住，这小弟是神赐给咱们的，说不定他自己就是神，装成瞎了的样子，看咱们以后怎么对待他。如果咱们对他好，那神也会对咱们好。”⑤这就是多么朴素的民间智慧和多么难得的人间善良啊。她反对把收养说成捡人，体现了对人的尊重。她把被遗弃的盲童说成是神赐，甚至认为盲童本人就是神，是来考验人们善恶的。这种朴素的想法颇似佛菩萨化身来对人进行点化，也似福楼拜在《三故事》中那基督化身为浑身长癞疮的病人来度化圣朱利安。但实际上，郑母却既不信佛，也不信洋教，更没有什么迷信信仰。在郑娟眼里，“她妈才是神明的化身，要不她妈为什么样子那么丑而心底又那么好呢？”⑥周、郑两家人的善良又传承给了第三代，周秉昆最担心楠楠遗传了骆士宾的恶劣习性，所以他极力培养和引导楠楠向善，最终楠楠继承了周、郑两家人的善良品质，在美国校园枪击案中见义勇为，挡枪而死，用生命诠释了人性之善。
只有善和爱才是超越现实苦难的津梁。有时候明眼人忙碌于人间纷扰，反而不能看到这一点。而视障人士虽然眼睛看不见，但却能更敏锐地体察世道人心，更迅捷地辨别出周边人的善恶美丑，就像光明曾对秉昆说自己能想象出周志刚、周秉义、周蓉的样子都是好人相貌。尽管光明并没有与周家人长期生活过，甚至有的都没有见过面，但他知道他们都是好人，有着好人相貌。他的理由是：“世上好人，相貌皆有相似处，坏人各有各的怀相貌。我虽看不见，听谁说几句话，头脑里立刻就有他们 相貌了。”⑦作者以视障者的视角说明善良人都有好人相貌，这实际上借相由心生的道理，隐喻了善良作为一种美德的无上价值。在早年间，梁晓声就非常服膺好人文化，反对以他人为地狱的自私自利，强调中国太需要好人文化了。正是基于这种文化自觉和价值担当，梁晓声始终自觉地将好人文化倾注到其文学创作中，在《人世间》中这种好人文化诠释得尤为突出。萤心师父的这番好人相貌论无疑也是梁晓声好人文化的点睛之笔，从视障者的视角，诠释了好人伦理，指明善良和爱才是超越现实苦难、抵达光明彼岸的人间正道。
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作为一部具有现实主义史诗风范的鸿篇巨制，《人世间》不仅视野深广地展现了德性文化温暖与崇高的典型环境，而且着力塑造了以周氏三兄妹为代表的社会各阶层‘好人’形象，从典型人物的角度有力地充实了德性文化的审美蕴涵”。⑧《人世间》中以盲人郑光明为视角展开的视障隐喻，在揭橥人类走出无明暗昧、迎来光明智慧路径的同时，更将善良和爱作为人类超越现实苦难的法宝，在人世间演绎了一幕幕善良和爱的活报剧。
注释：
①⑤⑥梁晓声：《人世间》，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年版，上部，第88页、388页、389页。
②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92页。
③④梁晓声：《人世间》，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年版，中部，第50页、226页。
⑦梁晓声：《人世间》，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年版，下部，第231页。
⑧刘起林：《<人世间>：重构德性文化的温暖与崇高》，《中国文学批评》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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